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抽样证明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面临着大量信息、海量数据证明困难问题,由此出现了多种证明方式,如抽样证明、综合认定、直接认定等,但综合认定、直接认定等方法过于笼统,对证据审核验证不足,相比之下,抽样证明不仅便捷、有效,并且具有解释学上的优先适用地位,应当普遍加以适用。但实践中抽样证明表现出抽样方法不规范、样本比例过低、形式载体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规则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在规则完善过程中,应当明确抽样证明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配置不同的抽样方法满足不同的情形需要,以置信区间方法确定抽样样本数量,并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建立不同的抽样程序,最后以规范化的报告呈现抽样调查结果,特殊情况下赋予辩方直接抽样证明的权利,从而推动抽样规则客观、中立、高效运行。

苏轼与北宋编敕

北宋时,敕是一种法律形式,编敕是一种立法活动。在宋太祖到宋徽宗期间,有过多次编敕,且编敕活动逐渐频繁,至宋神宗朝时达到高峰,但几乎全已散失。苏轼在状、札子等文中,存留了大量北宋编敕,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使用频率高、表现形式多样、涉及内容广泛。在实践中,苏轼针对海外贸易法令和执行中的乱象、五谷力胜税钱的征收、高丽使者买书的利害、轻罪重罚的做法等问题,熟练地运用北宋编敕,提出解决措施,体现出苏轼的法律素养和担当精神,也反映了苏轼的民本思想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以及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苏轼对北宋编敕亦有独到的见解。上述内容对北宋法制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此苏轼亦做出了自己的法学贡献。

苏轼案例、判例中的法理探讨

案例、判例是实践中的法律和法理,也是司法经验的总结与司法智慧的体现。苏轼是一个在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全才,也是一个法学家。他在为官期间,先后办理了一些司法案件,也留下了一些判例,体现了不一样的法理,走完从文本中的法、到心中的法再到行动中的法的过程。不是作为知识形态的法理,更多的是社会转型时期实践性的法理。既体现了执法者的积极能动性,也体现了在民本、仁政思想和礼法融合基础上的法理,有的融天理、国法与人情于一体,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特点,与北宋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司法史上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S省M市为例

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且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毒品案件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的情形下,毒品案件涉案财物在侦查环节存在不规范、不严格执法、不公正等问题,影响了办案效果。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涉及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方式等,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已初见成效。这一监督具有法理基础。应在侦查和审判、执行环节,加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有效地参与禁毒,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检察实践活动无不与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有关.如果没有这样的队伍,检察工作就失去了依托.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呢?笔者认为应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从以下六方面着手.……

苏辙是苏洵小妾所生的吗——对李开周看法的商榷

一个人的出生,不仅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因为身份不同,地位和权利也不一样。李开周在2020年11月4日《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如果王弗还在,苏东坡会再娶吗?》一文中,提出苏辙是苏洵两个小妾中的一个所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阐明理由,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提供。此观点经媒体传播后,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苏学研究者和苏氏后人的强烈不满。苏辙为程夫人所生有不少史料证实,可谓早有定论,即使有疑问,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苏辙为苏洵小妾所生的看法缺乏证据。妾与妻的身份是清楚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和保障也不同。对于李开周的胡说,侵害历史文化名人名誉权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维护历史文化名人的名誉。

三苏名誉权的法律保护

一个人的出生,不仅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因为身分不同,地位和权利也不一样。李开周在《北京青年报》2020年11月4日发表的《如果王弗还在,苏东坡会再娶吗?》一文中,提出苏辙是苏洵两个小妾中的一个所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阐明理由,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提供。此观点经媒体传播后,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苏学研究者和苏氏后人的强烈不满。苏辙为程夫人所生有不少史料证实,可谓早有定论,即使有疑问,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苏辙为苏洵小妾所生的看法缺乏证据。妾与妻的身分是清楚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和保障也不同。对于李开周的谬论,侵害历史文化名人名誉权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维护三苏历史文化名人的名誉。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辅导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辅导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和重点之一。对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辅导,有利于指控和证明犯罪,提出和变更量刑建议,证明程序合法性等,从而提高证人出庭率和出庭作证质量。在庭审前,应在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根据控方证人的文化程度、性格、表达能力和认知状况等因素,采取个别辅导等方法,从心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辅导,以达到出庭作证的效果。应坚持法律底线,要求控方证人不作虚假陈述或伪证、虚假鉴定,不隐藏罪证,也不作前后矛盾或不合常理的陈述。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辅导不规范等问题,应树立对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辅导的理念,与庭前会议相衔接、与庭审中询问证人、质证相结合,加强与控方证人的沟通协调,完善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辅导的配套制度,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展开。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监督问题探讨

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法律监督的探索不断推进,体现在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立法、勇于实践、主动作为、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此项工作还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部分法律监督机关履责不够积极规范和有的被监督者配合不力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在坚持宪法定位,树立法律监督新理念的前提下,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实行全程监督,在审前程序中加强涉案财产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推进追诉定罪与涉案财产处置并重的办案方式,在审判程序中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产调查程序,尝试适度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在审后程序中实行审执分离,加强对涉案财产执行的法律监督,规范、合法和有效解决民法典实施后的刑民交叉问题。

论入户抢劫之“户”的认定

刑法将"户"作为特别保护对象,是因为"户"作为"家"的功能属性和其特殊空间的客观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所决定;"户"是一个具有"家"或"住所"意义的地域空间,具有生活性、排他性、相对封闭性和固定性特征;"户"的司法认定应当以"户"的四个特征为标准,结合具体个案综合分析,同样的建筑可能因为时间的不同而认定不同,也可能因为作用的不同而认定不同。

苏轼的礼法融合及其意义

“礼与法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核心范畴。中国传统法律中也就是礼与法的关系。可以说,礼与法的融合与冲突构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发展、演变的主旋律。[1]这揭示了礼与法两者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性。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礼的起源、本质、特点、作用、与法的关系(如礼是否具有法的规范性)等,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一些误解,如认为礼是保守、落伍的同义词等,直到近期才有所改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逮捕条件的衔接和修改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检察机关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终体现在检察机关的办案方式上。本文从批捕环节就逮捕条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三法求民情赋》中的慎狱恤刑观

《三法求民情赋》是苏轼所作25篇赋之一,也是其现存6篇律赋中篇幅最长的,内容涉及文学和法律问题。从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看,苏轼通过文学表达了对法律的看法,即慎狱恤刑,包括反对过去的严刑峻法,纠偏当时的酷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精神。这与苏轼倡导并践行的“仁爱”是一致的,与其反对王安石废除诗赋考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三法”并非近现代的陪审制度,“用三法而下究,求舆情而上通”,对于当下了解民情,求得真相,公正司法,体现民意,推进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探讨

文章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所、执行、监视监控、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厘清了司法实务工作中的误区,对正确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出了有益探索。

检察长任免制度研究

因转任调任或违法违纪等原因,常会造成检察长人选在法定任期内出现变化。亟待建立上级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的提名制度、增加检察长未被任命的替代措施和检察长差额选举制度等,以解决检察长任免中的问题。

公诉人调整量刑建议的权限完善论

一、问题的提出2010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建议指导意见》）第17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可以根据授权作出调整;需要报检察长决定调整的,应当依法建议法庭休庭后报检察长决定。

对强奸案中违背妇女意志的把握

2012年5月18日凌晨，被告人刘某某、余某某、刘某、陈某某在眉山市东坡区阜城路东四街凤凰居小区10栋1单位201号房间观看黄色录像后．刘某某提出去找“小姐”（卖淫女）回来耍，并拿了200元钱给余某某。被告人余某某与陈某某外出到东坡区东升街找到卖淫女吉某某（自报出生日期1979年9月）．支付嫖资180元，双方谈妥“包夜”．但（卖淫女）只与一人发生性关系。

异地寄押和押解路途时间应计入刑事拘留时间

寄押是公安机关为了执行通缉、追捕或者押解任务而对犯罪嫌疑人、罪犯等对象适用的临时性羁押措施。对于寄押时间和押解回立案机关所在地路途时间能否计入拘留时间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寄押时间和押解路途时间不能计入刑事拘留时间。

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模式

修改后刑诉法增加规定了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和量刑辩论,肯定和回应了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鉴于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经验与教训,考虑到不同的案件类型、量刑程序和地区的差异,根据相对合理主义,应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模式,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实行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特别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