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平竞争与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以专节对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提出构想。知识产权文化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崇尚创新和公平竞争是知识产权核心理念的两个维度,需要被同时兼顾。公平竞争既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增强产权保护意识,强化对公平竞争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建设与完善公平竞争相关制度,为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文化理念的培育提供充足的内部条件与安定的外部环境,实现公平竞争与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交融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区块链技术的专利赋权标准研究

现阶段区块链技术蓬勃发展态势对其保护制度提出了更为科学、精细的要求。为解决我国区块链技术法律保护范围模糊、保护力度不足及不同领域技术水平发展不一等难题,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选择并完善与区块链技术运行机理、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专利保护路径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区块链技术纳入专利权保护体系必须符合专利赋权基本标准,即符合专利客体的适格性标准和专利审查的实质性条件。研究表明,应在确保区块链技术与具体应用领域紧密结合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专利客体审查标准,并对实质性审查制定更严格的条件,即细化实用性标准内涵、提高创造性判断主体的认知能力以及明确辅助因素在创造性判断中的地位,从而防止区块链技术专利保护的蔽伤之忧。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纲要》中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论要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典型类型知识产权还是非典型类型知识产权,都有其保护范围和边界,故知识产权法规范架构内置诸多限制性制度安排,可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实施等维度划出知识产权的范围和边界,对超越这些边界或违反立法宗旨的知识产权利用行为适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进行衡量和调整,从而实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德国高校知识产权政策的路径及启示

文章通过对WIPO高校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的精细检索,以德国6家高校和1家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德国高校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目标定位、激励措施、保障机制等方面的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从明确公益实现优先于私益追求的原则倡导、避免将授权与实施率提升作为硬性考评指标、优化专利申请费用分担与其他配套措施、引导知识产权权利形式获取的优先顺位、健全转化最低标准与侧重中小企业对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中国知识产权法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多年见证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无到有、从被动封闭到主动开放、从单薄到丰富的艰难缔造历程,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立、拆分与重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制的建立与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应运而生。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是民事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适逢“民法典”编纂的契机,“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界与民法学界热议的焦点。尽管知识产权是私权——这一本质属性不可动摇,但知识产权的垄断性特征以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与公共利益的诸多关联,使公权力的介入必不可少。同时,科技浪潮下,新型知识产品不断出现,人工智能、大数据、3D打印等科技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日益突出,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自由贸易区战略等的实施,也急需知识产权制度的回应。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得与失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颁行的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过24年的实施,已不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状况,因此迎来了首次修订。本次修法有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进行了完全的切割,实现了体例上的独立性;细化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适用性得以增强;完善了法律责任,明确了多种责任并存时的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但亦有失:在修法的幅度上仅可称为"小修小补",与经济发展状况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际需求仍有距离;竞争基本法地位未得到充分彰显,部分具体行业竞争规则的增加冲淡了其竞争基本法的色彩。除此之外,具体条文的修改也需要进行理性分析,以有助于条文的正确适用。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演进、发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历经了萌芽与起步、发展与探索、完善与繁荣等多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断丰富的竞争样态和违法行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学界则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础理论为起点,以具体规范的合理适用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有力地回应了法律实践的需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应当进一步突出多元的立法价值体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制度框架和法律规范、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制度协调和程序规范。

我国汽车销售市场的竞争法分析——以《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评析为视角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自颁布以来受到业界的关注甚至推崇,其取消单一授权销售模式的做法不仅激发了我国汽车销售市场的活力,同时也与《反垄断法》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要求达成了高度一致。但其实施并未达到社会各界的预期,在实践中明显滞后于汽车销售市场的发展步伐,尤其是在非授权经销商的车源获取、经销商加价售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地方保护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无所适从。因此,确有必要从对《管理办法》进行反垄断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市场反应,寻找消除当前我国汽车销售市场症结的路径。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浅探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截至2017年已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有效缓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压力,但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特殊的监管模式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的挑战。分析美国和欧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我国可以从明确"境内关外"内涵,确定海关职责以及提高司法机关纠纷解决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让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改革试验田既能实现经济贸易增长的目标,又能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比较视野下出版文学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研究

囿于我国在出版文学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尚乏清晰的制度设计和必要的理论共识,因此,近年来有关上述问题的法律纠纷频引争议。考察域外来看,各国对于出版文学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规则设计其实并不一致。譬如,美国的行政和司法机关认为出版文学作品标题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而非具体表达,进而明确否定了其可版权性,但赋予了出版文学作品标题以商业标志权益。其中,单一作品标题禁止商标注册,却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规则获得禁止混淆的保护,而系列作品标题可以获得注册,并享有与其他产品或服务商标同等的商标法保护。我国可合理借鉴这种单一作品标题与系列作品标题差异化的保护模式,并在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上作出适当安排。

中学生数字版权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中学生作为在数字阅读市场中占有较高比重的用户群体,其版权意识相对薄弱,数字盗版行为频发。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版权教育面临版权文化土壤根基贫乏、数字版权市场利益现实抑制和网络传播催化盗版泛滥三大困境。而时代需求和发展导向的深刻变化,如知识产权战略、"双创"政策驱动、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等,也为中学生的数字版权教育树立新观念、转变新思路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具言之,教育者应立足实现在教育理念上不添加课程负担与数字版权意识培养并行;在教育内容上数字版权经济化教育与数字版权法治化教育并进;在教育手段上现实书本版权教育与虚拟技术版权教育并举;在教育环境上课堂、家庭数字版权教育与社会数字版权教育并施的教育转向。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实施成效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酝酿落地、推动实施和体系化三个阶段。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纳入《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全覆盖,审查规则和审查程序日趋完善,有效维护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扩张审查对象的范围,强化外部监督和约束。

论大数据时代的市场竞争风险和法律应对

“大数据”意味着数据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对数据信息的多元化应用。大数据技术作为现代社会“信息化”浪潮中的重要内容,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着社会竞争的状态。此时,数据信息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甚至成为市场基础设施,并使得基于数据信息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具有更高的隐蔽性与复杂性。对此,需要有关法律制度继续发展、完善的同时,既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也要应对潜在的数据信息滥用带来的风险。

元宇宙相关商标的防御性注册问题研究

元宇宙相关商标的旺盛注册需求与现实中的注册困境形成了张力。其中部分注册申请具有防御性注册的倾向,内在原因是商标使用向“两个世界”的维度扩展,然而又非现实世界商标使用的简单再现,难以判断原有商标的覆盖范围。元宇宙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三个主要类型,当前的归类主要依据虚拟商品的外在特征,未能突显元宇宙环境中虚拟商品的实质,也缺乏关于类似关系及来源混淆之虞的细化规定,导致申请人寻求跨类别批量注册。批量申请注册含“元宇宙”字样商标的具体原因则是难以明确原有注册商标权控制范围,有必要通过明确商标的显著性要件与合法性要件之间的分野、完善商标显著性判定规则及通用名称认定规则等加以规范。

标准必要专利运行机制的理性回归

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存在专利过度披露、索要过高许可费、国际平行诉讼频繁等非理性现象。因此,需要完善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机制,为专利权人增设信息更新义务;建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机制,要求许可双方遵循诚信原则和效率原则;用活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发挥司法调解及行政调解的功能,以调解促和解。

叫停网络音乐市场版权独家交易的竞争法思考

版权独家交易在助推网络音乐市场版权正版化进程的同时,也易引发且加剧该市场格局不均衡、平台运营模式单一化、"独家音乐"概念的非规范性使用以及音乐版权纠纷频发等问题。经过国家版权局的出面协调,促进大范围地开展"转授权"合作能否从根本上化解当前我国网络音乐市场的困境,尚有待观望。对音乐版权方与网络音乐服务商之间达成的各具体独家交易类型进行违法性甄别和分析,能够清晰可见当前网络音乐市场困境的成因并非独家交易模式本身。独家交易模式虽可能在一定市场条件下滋生违法行为,但这并非是其应被"叫停"的充分条件。其实,合理运用与有效规制网络音乐版权独家交易模式,可以实现激发网络音乐市场竞争活力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双重目标。

论数据的法律规制模式选择

数据权利化与非权利化之争莫衷一是,两类主张的论说通常从权利和法益保护理论展开,鲜有立足于我国大数据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当前关于数据规制模式的主张包括立法赋权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两种。选择数据规制模式属于立法范畴的问题,应当依据立法活动自身的方法和原则作出选择。无论是作为立法方法的归纳法,还是作为立法价值考量的效益原则和适配原则,都以立法规制对象自身的实证分析为起点。回归大数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证数据规制与自律的发展状况,总结数据失范与救济选择的倾向,应是我们选定数据规制模式的根基所在。当前采用立法赋权模式不符合科技立法的适配原则和效益原则。立法赋权模式设想的以数据赋权为基础的私权保护无法成为、也不应当成为数据权益救济的主要渠道。

论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属性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算法专注于解决“如何实现智能”这一特定的技术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方案,相关的法律治理也围绕这一基本属性而展开。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和自我完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知识与相关利益,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确认和分配;而对于如何平衡投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如何使法律监管突破黑盒障碍等问题,则应设计专门制度予以解决。通过创新性的“算法可理解+数据可信+参数可解释”治理架构,结合算法识别、数据可信以及算法可理解等基础性规则,可以突破算法解释、平台责任等现有治理手段的局限,确保技术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相互促进。

反垄断法与隐私保护法的矛盾与纾解

随着反垄断法和隐私保护法的动态发展,二者打破了单纯的正向关联,展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数字平台以隐私保护为由进行竞争抗辩,另一方面,以数据访问为代表的反垄断救济措施也可能侵害消费者隐私。这些竞争与隐私不可忽视的负相关性凸显了破除反垄断与隐私保护困境的现实需求。我国应结合国际理论和实践,辨明反垄断法和隐私保护法的互补关系界限,促进数据共享与数据控制的动态平衡,构建相辅相成、统筹兼顾的利益最大化数据框架,完善细化详明严谨、灵活透明的法规,倡导跨机构合作下的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