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医药知识产权学术高地,服务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医药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建设概述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医药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在宋晓亭教授的带领下,利用同济大学在医学、药学、生物学、化学等方面的优势,借助中国卫生法学会医药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长三角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联盟等平台,形成了集生命科学、医学、药学、法学等知识背景的科研团队,为国家、社会和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目前有专职研究人员6人,兼职研究人员4人,学术委员会成员9人。该研究中心已经成为我国医药法律与知识产权的理论研究基地、学术交流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并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包括著作九部、决策咨询十余部、论文百余篇,培育硕博士研究生一百多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合产品结构与自主运转功能造成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难题与挑战。在复合产品结构下,知识产权法律难题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之算法与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自主运转功能下,知识产权法律挑战则呈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衍生内容的知识产权授权与确权问题。对此,应积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变革,立足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与衍生内容,有针对性地展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从而实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合理回应。

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存有共性。二者的保护基础理论相互融通,并且企业数据权利与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相近似,这为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检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模式的有限性以识别现有制度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之间真正无法重合的地带。构建和完善企业数据保护规则须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结构,基于类型化区分和场景化差异探寻不同保护路径。从解释论角度而言,对于无法纳入既有法定权利范畴的企业数据权益,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未被类型化权益,关键在于客观审查数据使用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从立法论角度而言,可参照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制赋权化路径,将规制焦点建立在对企业数据的利用行为上,对利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建构一种以禁止权和报酬权为核心的不完满的控制权和有限度的排他权。

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点和核心要素是创新,其主要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有助于推动高科技创新,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有助于推动高效能绿色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将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与制度协同

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知识产权是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的制度载体。现有理论对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内涵尚未达成充分共识,导致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缺乏针对性。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从产业结构转型需求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不限于追求未来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根本上是对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需求强化,既包括通过创新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也包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制度载体,知识产权通过双重路径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支撑建设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二是衔接市场力量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保障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顺畅运行。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知识产权需从供给、需求、环境三个维度作出制度协同,从而优化知识产权创造供给,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建设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内外制度环境。

知识产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天然契合、紧密关联。知识产权以激励科技自主创新和经济繁荣为目标动力,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无可替代的保障机制。为有效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现代化经济体系行稳致远,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应秉持“保护创新”的轴心观,与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进一步健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的产权制度、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及运用机制,聚力培养“融合跨界”的知识产权高端创新型人才队伍。

论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以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构陷微信为切入点

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报告以微信被用于售假链条的环节中为由,无端构陷其整体属于电商生态系统并苛责其承担过重的知识产权注意义务,这既给我国相关企业招致过度关注和不当监管,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与传统的单一型平台不同,以微信为代表的混合型平台创造性地将多种类型的功能和服务聚合为一体,在本质上属于混合型平台,其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功能模块的性质和特征予以类型化分析。在框定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时,必须冲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碎片化以及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模糊性的困境。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的应然逻辑,重点考察混合型平台内各功能服务模块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要坚持秉承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认定的理念思路,以分级分类理念、包容审慎理念和利益平衡理念为视角认真审视侵权责任边界之划定是否科学合理。

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以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为切入点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应予以规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司法机关可通过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快速审理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训诫,甚至可以在管辖权异议未决时通过实体审理等方式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建议《民事诉讼法》明确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依法应予以惩罚;同时规定受诉法院在案件管辖权异议争议未决的情形下,对是否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享有自由裁量权。

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之争探析——兼评《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的选择,对解决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标准必要专利法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争议背后映射出的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反垄断规制、FRAND原则模糊性和专利池合规的深层问题。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都得到长足发展,新修订的《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对于专利联营(专利池)、不公平的高价、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诉权禁令等方面作出多项修改和细化,有助于解决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之争。

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为视角的学理阐释与规则形塑

作为新兴的民事权利客体类型,商业数据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以及产权保护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造是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键问题。对此,首先应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共有”“劳动”“需求”三个要素为基础,结合商业数据的来源、产生和使用的具体形态,实现商业数据财产权的正当性证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从“财产权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所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共有”、非机械性“劳动”、非强制性“需求”的理论新解出发,立足商业数据无形性、功能性、社会性的特性,理顺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并以具象化的“知识产权劳动学说”三要素为理论起点,借助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体系,从权利取得、权利归属和权利限制三个维度着手,展开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制度设计。

新时代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深化与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大特色并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论上,“司法保护能力不足说”“计划经济产物说”等传统学说关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合理性的解释理由不充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中,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属于行政执法,其目的是为了规制破坏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秩序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存在明显的合理性。在新时代,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介入条件,统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

知识产权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学位建设以培养高端型、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知识产权人才为目标。知识产权专业作为二级学科,人才培养规模相对有限;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缺乏可供推广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范式;专业学位建设也缺乏足够吸引力与竞争力。基于此,应借力交叉学科发展的政策环境,确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地位,适当扩大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培养规模;优化课程设置,强调行业面向,调整师资结构;构建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设计差异化的个人培养方案,形成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争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认证,鼓励学生参加专利代理人考试,把好人才培养“入口关”和“出口关”。

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研究

在短视频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短视频平台常以算法推荐技术的中立性主张免于承担侵权责任,但在算法技术发展日渐成熟的当下,短视频平台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往往在特定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扮演着非中立者的角色。对此,短视频平台应当承担与其技术水平相当的注意义务,在未积极采取必要措施审查和预防知识产权侵权内容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间接侵权责任。实践中,为进一步理顺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应从平台过滤义务设置、多元监管机制构建、重复侵权行为防范等多维度展开法律治理。

构建中国自贸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的新机制

自我国自贸区建设开展以来,其知识产权综合执法便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主要呈现为自贸区内存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多样、多头执法现象,司法保护力度不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对自贸区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方式存在争议,专业执法队伍短缺等问题。对此,自贸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可进一步构建更加集中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健全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解决对自贸区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方式的争议,培养、引进专业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纠纷类型化为中心

缘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拖延、效率低下,调解被"异化",行政救济"病入沉疴",无法高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的预期目标具有多元性,有的追求基本利益,有的追求对抗利益,有的追求双重利益,侵权人同样如此。以此为依据,可将知识产权纠纷类型化,配置相应解决方式,通过两次分流,将调解从诉讼中剥离,构建高效、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困境与政策应对

在“双碳”战略目标的引领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以强劲的发展势头顺利实现知识产权的数量优势。然而,在这繁荣发展的景象之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现阶段仍面临着专利资源碎片化趋势加剧、核心专利对外依赖性强、专利标准化道路举步维艰等知识产权困境。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高效可行的专利授权及运用机制,动力电池产业目前还存在专利授权比重较低、技术资源配置欠妥、企业重竞争轻合作等问题,既未有效构建合作共赢的专利创新生态,也未能在对外参与全球竞争时形成强大合力。对此,需要从国家、行业组织与企业三大层面联合开展协同治理,通过出台动力电池产业知识产权运用工作规划、整合优化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制定动力电池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管理工作指南等方式,提升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的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实力地位。

大数据时代数据知识产权立法的理据与进路

数据知识产权立法是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领域的全新立法动议。数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合理性源自知识产权调整范畴和结构框架与数据财产赋权的契合性,知识产权劳动学说和契约学说对数据财产赋权正当性的理论证成,以及知识产权的开放法律体系和已有数据保护经验所提供的法律支持。在此基础上,以公开性数据集合为权利客体并以数据集合制造者为权利主体的基础法律关系,以专有使用权和内容拓展权为实体权项并以登记为权利取得程序要件的授权模式,以及涉及权利效力认定、权利限制规则和权利救济体系等多个维度的确权机制,共同构成了数据知识产权基础性规范构造。鉴于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在使用和流通上的巨大差异,数据知识产权立法过程中应对数据财产予以分类分级保护,在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以特别条款、行业指南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实现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知识产权赋权的结构性分置。

试论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理论认知和经验体验的总和。从中国知识产权语境出发,其知识体系的应然状态具有自主性、知识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属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知识体系,是以本土资源为基础,包括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思想体系、中国自有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中国自立的知识产权话语体系。践行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工程,须遵循相应的原则、方法和路径,把握好本土性与国际性、自主性与科学性、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导向

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以成文法为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全或部分创新的“自主”型导向共性,又具有国情及时代特性。中国改革开放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要采取将对外缔结或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履约”型立法导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继续这一立法导向的同时,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应在立法中兼顾条约转化后的适用及其解释,以及根据科技创新体系的法治保障需要而转化条约义务的“统筹”型立法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创新立法的“自主”型导向,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立法,以期深度参与并引领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

“新文科”视阈下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

“新文科”建设为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新契机。在理念上,“新文科”与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具有高度契合性,“新文科”的融合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理念契合知识产权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需求。以“新文科”理念审视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存在课程设置未能充分反映学科特点、教育内容对实践部分重视不足、教学方法未能全面激发学生创造性等问题。为此,高校应当遵循“新文科”理念和知识产权学科特点,优化课程体系,推进产教合作,革新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