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

技术侦查适用于司法领域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衡量的结果。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界定过于宽泛,将技术侦查等同于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坚持重罪原则,同时也应考虑例外情况。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和证据使用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对技术侦查的程序控制应当妥当处理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关系,对决定权一般应上提一级。

行政诉讼中既判力存在的三个争议及解决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中的既判力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解释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解决行政诉讼中既判力的争议,需要认真分析司法解释条文背后的既判力理论。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裁定应当具有既判力。判决主文具有羁束后诉的效力,但如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仅在其他裁判文书中的事实与证据部分进行了认定,而并未在判决主文之列,则不具有既判力。民事裁判和刑事裁判对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既判力。

论庭前会议程序的完善

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是开庭准备程序,具有程序事项裁断、程序选择、证据展示、信息沟通和争点确定等功能,但不具有预审功能。关于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庭前会议不适用于简易程序案件。关于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审判人员应当在启动庭前会议程序中起到主导作用。关于庭前会议的主持者,现阶段我国宜采用主持者和庭审法官合一的方式。庭前会议内容广泛,但重点是对证据事项的处理。

格式条款效力研究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引起诸多争议,《合同法解释二》第9条与第10条只是部分解决了该争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并没有统一,呈现要么程序正义,要么实质正义,要么动态正义的混乱状态。结合格式条款的特性,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当建立统一的动态正义观标准,运用动态正义观解决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

论我国证人保障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保障制度较以往有较大进步,但在保障主体、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此,保障主体的构建不宜采用按诉讼阶段隔离式的保护方式;保障范围需针对对象范围、案件范围和客体范围三个方面完善;而保障方式则应从对证人人身和住宅采取什么样的专门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的具体内容,以及证人保护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协调这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事实上却在行使着该权力,检察机关行使该权力的规范依据见于现行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的行使范围是民事诉讼违法行为。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方式多样,但应当严格禁止使用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程序包括启动、进行和终结三个方面。

银行存款权利属性研究

银行存款的权利属性定位是理论问题,更是法律实践问题,应当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和群众心理确定。本文主张将银行存款定位为物权更为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银行存款账户看做物权价值化的表现形式,将银行存款利息看做用益物权的表现形式,将银行存款优先权看做法定担保物权的表现形式。存款人的银行存款所有权具有明显观念化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观念上对存款账户的所有。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失地出嫁女法律保护研究

司法实践中,存在出嫁女在娘家和婆家均未取得承包地,在娘家是否保留承包地无法确定等典型问题。原因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权利固化与身份变动冲突,权利宣示和权利保护脱节,权利享有与权利行使分离。基于此,保护出嫁女的土地权益应当兼顾权利稳定与权利平等,赋予出嫁女司法救济权,促进权利享有与权利行使相统一。

论银行存款权利属性的合理定位

银行存款的权利属性定位是理论问题,更是法律实践问题,应当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和群众心理确定。将银行存款权利属性定位为物权更为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银行存款账户看作物权价值化的表现形式,将银行存款利息看作用益物权的表现形式,将银行存款优先权看作法定担保物权的表现形式。存款人的银行存款所有权具有明显观念化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观念上对存款账户的所有。

新民事诉讼法语境下公益诉讼主体的确定

公益诉讼的主体广泛,但仍应受到一定限制。国家机关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根据其职能、级别和管辖区域确定,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根据其宗旨目的、事业范围和活动地域确定。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公民个人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但可向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反映。在公益诉讼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间的关系、公益诉讼主体与直接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行政管理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关系。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但无罪推定原则蕴含的精神、理念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仍然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领域,对于法定量刑情节,控诉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审判机关有量刑调查权。量刑事实具体的证明责任分担中,检察机关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审判机关负有次要的证明责任,被告人与被害人享有量刑证明权。

论格式条款效力判断的动态正义观

在现代法律中,动态正义观主要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效结合。程序正义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实质正义强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衡。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并没有统一,呈现要么程序正义,要么实质正义,要么动态正义的混乱状态。本文在分析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当建立统一的动态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动态正义观解决格式条款效力问题的方法。

死亡情形没收程序中犯罪事实的处理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在特别没收程序适用范围中，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情形和逃匿情形。对于后者，行为人终究会回归到案件中，对其犯罪事实的处理尚有时间和空间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前者行为人已经不在世间，因此，在没收违法所得的同时，必须对犯罪事实部分作出明确的处理。但是，关于此种情况之下，对案件事实部分的处理依据，尚需进行思考和深入研究。对此，笔者认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处理犯罪事实部分，更有利于特别没收程序的规范运行，具体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