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动态

为实现麋鹿回归大自然的目标,1993年和1994年,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首麋鹿保护区)分别从北京麋鹿苑引入麋鹿30头(8♂,22♀)和34头(10♂,24♀)建立了繁殖种群。自2000年6月开始,作者每月一次(7-10d)实地监测石首麋鹿保护区内、外的麋鹿种群动态。到2006年产仔季节结束后,该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达522头,2006年产仔前性比为1∶1.22。用指数增长模型拟合种群增长曲线,1998年后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呈指数增长(Nt=84e0.226t),其瞬时增长率为0.226;1998年夏季长江暴发特大洪灾,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部分麋鹿逃逸到长江南岸,形成了自然野化麋鹿种群。该自然野化种群比保护区内麋鹿种群增长快,其瞬时增长率达到0.267。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差异显著,而两地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年均出生率(26.8%,P=0.010)和年均增长率(21.7%,P=0.038)均显著地高于江苏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年均出生率(21.6%)和年均增长率(17.0%)。由于生境退化和人为干扰,当前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增长已开始出现密度制约迹象,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麋鹿的生存繁衍条件。

基于“3S”技术的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25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利用1987年、2006年和2010年的Landsat 5 TM遥感影像及地形图,分析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25年来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1987～2006年间,林地和耕地面积分别增加287.84 hm2和227.92 hm2,水域、草地和沼泽有所减少,其中草地减少最为明显,减少了337.53 hm2。2006～2010年间,草地面积增加了273.64 hm2,耕地、林地和沼泽均有所减少,耕地面积减少最多,为171.86 hm2。围堤修建、意杨栽种和耕地开垦导致了湿地退化、土壤旱化,是引起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境退化与保护对策

从人为因素、自然环境变化及种群增长等方面分析了保护区内湿地生境质量下降、生境退化、环境阻力增大、麋鹿种群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并从改善生态环境、恢复湿地功能、提高单位面积的载畜量、扩大野生放养的面积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体系推进案例分析--以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案例为例

指出了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推进自然教育的过程中所做的实践和对策方面的研究,为推动区域内自然教育的模式形成、活动开展、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以石首麋鹿保护区自然教育为例,分析了推进区域内自然教育体系建设的方式方法,推动开展有效的自然教育活动,是自然保护区应当主动承担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发挥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优势,面向周边中小学生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推行生态教育课程、强化系统建设和理论研究是保护区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好实践。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这是古人对两千多年前古云梦泽地区生态环境的描写。而如今古云梦泽则变成湖沼形态的平原景观,也构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群"生物多样性湿地。天鹅洲湿地地域辽阔、水草丰茂,是麋鹿最完美的栖息地,这里的主要保护对象是麋鹿及其栖息的淡水沼泽生态系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与动物冲突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扩张,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恢复性质量不断降低,人兽冲突、野生动物肇事事件频发;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日渐尖锐。为此,应加强保护区周边土地利用情况的调查,重视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状态,宣传国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口、产业、环境的保护政策,协调人地关系至关重要。以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了成立30年人兽冲突原因,提出了缓解冲突的建议:①控制开发资源的程度、推动人类适度利用资源;②强化部门协调、兼顾土地的生产与生态功能;③建立国家公园体系,推进生态旅游,探索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途径,以促进保护和利用有机统一。

石首地区野生麋鹿自然保护区重要病原菌(虫)调查

为了调查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内重要病原菌和寄生虫的感染情况,通过麋鹿粪便和脏器进行细菌分离培养及16S rRNA PCR等方法对病原菌进行鉴定;通过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和沉淀聚集法对麋鹿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从麋鹿粪便及病死麋鹿病料中共分离出8种菌,其中粪肠球菌、乳酸杆菌、大肠杆菌为肠道正常菌群,嗜水气单胞菌为条件致病菌,而志贺杆菌、蜡样芽孢杆菌、产气荚膜梭菌和链球菌均为重要病原菌,可导致麋鹿腹泻、败血症甚至引起死亡。从麋鹿粪便中共检测出3种虫卵,分别为前后盘吸虫卵、贝氏莫尼茨绦虫卵和血矛线虫卵。结论:石首地区存在的致病微生物种类较为复杂,病原菌主要导致麋鹿腹泻,寄生虫感染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研究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栖息地,也是长江中游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湿地。本研究以石首麋鹿保护区草本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垂直于故道选取典型样地进行群落学调查。以χ^2检验为基础,结合联结系数AC和共同出现百分率PC来测定草本优势种的种间联结及相关性。根据优势种间的联结性在不同生境中的变化来划分植物功能群。结果表明:以优势种为主体对石首麋鹿保护区草本植物进行功能群划分可行性较高。对12种草本植物优势种共划分了3组植物功能群:“阳性湿生型”、“阳性湿中生型”和“阴性湿中生型”。每组植物功能群都有其特定的优势种和分布区,较好地反映了水、热生态因子与植被的关系。研究石首麋鹿保护区的草本植物功能群,不仅有助于揭示保护区植被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可为保护区正在开展的湿地修复工程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矛盾形成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以石首市境内保护区为例

分析了实施综合保护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从确保资源管理体系得到开发、自然资源压力得到减少和保持稳定、保护层面的法律法规得以有效的执行、保护区的保护等方面探讨了相应的对策。

石首麋鹿保护区建设项目生态影响及保护措施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身建设和完善的项目,对于恢复受三峡工程影响的保护区湿地生态环境、保证麋鹿的食物来源、提升保护区的安全及科研水平是十分必要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会对保护区及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内植被和野生动物多样性、自然景观、等产生一定影响,在人工草场种植过程中可能产生外来物种入侵的环境风险;针对上述影响,应采取避免、减缓、恢复和补偿、管理等保护措施,尽量减少对保护区和保护对象的不利影响。

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生态旅游研究

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简要分析了生态旅游的起源、内涵与功能、发展现状以及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石首麋鹿保护区麋鹿疫病防控现状及措施

随着环境的变化、灾害性天气频发,麋鹿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种群的持续发展与动物疫病暴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结合石首麋鹿保护区麋鹿的现状,提出疫病防控措施,以期提供一定的参考。

石首麋鹿保护区人与动物冲突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野生麋鹿栖息地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恢复质量不断降低,人与野生麋鹿的矛盾日渐加大。因此,加强保护区周边土地利用情况的调查,了解野生麋鹿的生活状态,宣传国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口、产业、环境的保护政策,协调人地关系至关重要。通过总结分析30年来石首野生麋鹿栖息地人兽冲突原因,提出缓解冲突的建议。

石首麋鹿保护区社区问题分析及解决思路探讨

针对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开展社区共管、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制定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和开展生态旅游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蒹葭苍苍 在水一方——记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麋鹿（Elapn0dusdavidJanus）命运坎坷而富有传奇。

石首麋鹿栖息地环境生态现状及其保护

2015年调查数据表明,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的湿生、水生植物在多样性及生物量上均有明显减少,麋鹿采食的主要食物生物量减少近40%。滩涂旱化使部分水草和沼生牧草因原有的生态位改变而消失,导致茅草、接骨草、苍耳、葎草等劣质旱生牧草迅速蔓延,麋鹿赖以生存的天然食物链已面临严峻挑战。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1991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1998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麋鹿及其生境,总体上由实验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构成,总面积15.67 hm^2(图1)。目前,保护区仅对实验区和核心区享有自主管理权。长期以来,天鹅洲故道与长江的自然连通,使得低滩和洲滩洼地芦苇和牧草茂盛,中高滩亦有良好的林草生长,这些为麋鹿繁衍生息提供了天然生境。1993,1994和2002年,保护区先后三次从北京麋鹿生态试验中心引进麋鹿94头。

湖北石首麋鹿发情期雄鹿占群策略研究

动物繁殖策略是影响动物成功繁衍的主要因素。2021年6~8月,以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为研究对象,结合发情期麋鹿繁殖群大小、繁殖群数量以及发情雌鹿数量等雄鹿占群指标,探讨麋鹿发情期雄鹿占群策略。结果表明:2021年石首保护区麋鹿发情期为6月2日至8月22日,繁殖群大小范围为2~109头。繁殖雌鹿总数与繁殖群大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繁殖雌鹿总数与繁殖群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繁殖群大小与繁殖群数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麋鹿采取优势雄鹿轮流占群(成为群主),维持参与发情的雌鹿随时有交配受孕的机会以延续后代的繁殖策略。

基于MaxEnt模型的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散养麋鹿夏季生境适宜性评价

科学评价散养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生境的适宜性,可为散养麋鹿生境改造及野化麋鹿栖息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了开展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散养麋鹿的生境改造和有效管理,2019年5~8月,采用无人机航拍和实地调查获取了围栏内散养麋鹿的分布位点数据,并基于Google Earth影像数据对麋鹿生境类型进行面向对象的解译分类,分析了散养麋鹿种群的分布与不同生境类型的关系,运用MaxEnt模型对围栏内散养麋鹿夏季的生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MaxEnt模型的评价效果达到了优秀水平(训练集AUC=0.910),裸地距离、泥滩地距离和林地距离是夏季麋鹿生境的主要环境特征变量,综合贡献值分别为35.2%、34.5%和15.7%。生境因子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随着距泥滩地距离、低草地距离、裸地距离的增加,生境适宜度逐渐降低,散养麋鹿的出现概率也逐渐降低;保护区核心区内麋鹿生境适宜区类型主要以低草地和泥滩地为主,适宜区面积为338.84hm^(2),占核心区总面积的27.41%。夏季麋鹿在保护区内倾向于栖息在保护区核心区中南部的泥滩地、低草地和裸地等生境类型上,在该保护区有限环境容纳量的背景下,应加强保护区内部麋鹿适宜栖息地生境类型的营造,同时推动新的麋鹿迁地保护区建立。

某麋鹿保护区水源中细菌耐药基因携带情况调查

为了解某麋鹿保护区水源中耐药基因的携带情况,从该麋鹿保护区地表水源中采集了14份水样,利用PCR方法对水源中的细菌进行耐药基因检测,包括四环素类、糖肽类、碳青霉烯类以及喹诺酮类,共4类14种耐药基因。结果表明,四环素类耐药基因tetA、tetB、tetO、tetX的携带率分别为7.14%、28.57%、7.14%、21.43%,未检测到耐药基因tetC、tetL、tetM、tetW;糖肽类耐药基因VanA的携带率为35.71%,未检测到耐药基因VanB、VanC;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NDM、KPC、VIM携带率分别为35.71%、14.28%、14.28%,未检测到耐药基因OXA-48及IPM;未检测到喹诺酮类耐药基因。应加强对麋鹿保护区周边及长江中上游地区水源中耐药细菌的定期监测,以降低耐药菌在环境中转移的潜在风险,并减少耐药基因变异的可能。

湖北石首麋鹿昼间活动时间分配

为探讨性别、年龄和季节对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行为的影响,2006年9月—2007年10月,作者采用焦点取样法和瞬时记录法,将麋鹿昼间活动归为采食、饮水、运动、休息、警觉、其他行为等六大类型,每月6—8 d对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的昼间活动时间分配进行了跟踪观察。结果表明:麋鹿有晨、昏两个采食高峰和一个午间休息期,各种行为类型所占比例依次是:休息53.40%(±5.59%)、采食22.36(±8.34%)、运动11.23%(±0.63%)、警觉5.03%(±1.76%)、其他行为4.42%(±2.06%),饮水2.65%(±0.74%)。不同季节,时间分配变化明显。非参数Kruskal Wallis H检验结果显示(n=120),季节、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麋鹿的活动时间分配。除运动行为(χ2=16.856,df=3,P>0.05)和饮水行为(χ2=7.667,df=3,P>0.05)无显著差异外,采食(χ2=15.657,df=3,P<0.01)、休息(χ2=13.173,df=3,P<0.01)、警觉(χ2=13.887,df=3,P<0.01)和其他行为(χ2=16.317,df=3,P<0.01)在不同季节所占时间百分比均有极显著差异。对不同性别年龄组的活动时间分配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各性别-年龄组间的运动行为所占时间比例有极显著差异(P<0.01),雄鹿与雌鹿之间的警觉行为有极显著差异(P<0.01),雄鹿花较多时间用于警觉。幼鹿与成年鹿及亚成年鹿之间的采食行为时间有极显著差异(P<0.01)。不同性别、年龄组在不同季节的昼间活动时间分配的差异采用方差(ANOVA)分析后发现:所有年龄组,夏季与冬季饮水、春季与夏季警觉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成体和亚成体麋鹿,春季与冬季警觉、夏季与冬季运动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