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简析A.许茨的现象学"社会世界"研究的方法论视角

20世纪的西方哲学研究为什么体现出"社会哲学转向"?今天的哲学研究究竟应当向何处去?结合对许茨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现象学社会世界研究的批判性考察,不仅肯定这种转向的存在,也指出了其实质性内涵是通过走向"社会世界"而寻求彻底改变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同时,由于许茨和绝大多数当代西方哲学家一样仅把"过程"和"建构"当作理所当然的基本预设"点到为止",所以,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

情境互动论:戈夫曼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欧文·戈夫曼以微观互动为研究对象,而情境则为基本分析单元。纵观戈夫曼毕生的研究,他的社会理论体系可以冠之为"情境互动论"。戈夫曼对公共秩序的研究重点关注情境秩序,互动卷入的形态与分布体现出特定的情境结构。管控个体卷入配置的规则丛构成了情境礼仪,它包含着对情境参与者的依附、忠诚和尊重以及对包容性社交场合的承诺。戈夫曼以情境性的视角讨论精神病现象,认为精神病症状是一种情境失当。情境互动论是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运用该理论探讨了拟剧论、污名、框架分析、性别设置以及会话分析等。情境互动既是研究主题,亦是研究内容,它是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与阐释范式。

纳萨尔巴里起义的社会动力机制及其后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土地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通货膨胀、严重饥荒等因素再加上部落的反抗和印共(马)在当地的长期群众动员工作,最终导致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在马宗达、桑亚尔等人的领导下,起义者提出一系列主张,诸如废除地主土地垄断、重新分配土地、武装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等,革命的浪潮迅速扩展到毗邻区域。纳萨尔巴里起义使刚在西孟加拉邦联合参与执政的印共(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进入议会政治体系的主流左派,印共(马)最终选择了镇压起义,此举造成党内严重分裂。萨尔巴里起义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只是一场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而且是后殖民时代西孟加拉邦乃至整个印度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

新时代更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

坚持政治家办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新时代面临的挑战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多次强调要坚持政治家办报,成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亮点之一。同时,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更具隐蔽性、复杂性、艰巨性,对新闻战线提出了更高更多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是新时代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的关键,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要从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努力,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节日日常化与日常节日化:当代中国的节日生态——以2015年为案例

"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是2015年中国节日的基本格局,也是当代中国节日生态的缩影。2015年,传统节日面临衰微,政府、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试图重构传统节日的内涵;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教化民众、巩固认同创设的政治性节日也呈现出娱乐、休闲的面向;亚文化群体创立了包括双11、圣诞节在内的新兴节日,但难逃商业资本的收编;基层社区民众也参与到节日体系的建设中来,各式各样的社区文化节遍布中华大地。当代中国的节日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国家、资本在内的多元主体生成和参与建构的结果。这一节日生态在满足民众多层次诉求、丰富中国节日构成的同时,也消磨着节日对日常生活补偿的意义功能,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机械生活的组成。

殖民主义遗迹与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反遗产化”运动

20世纪70年代至今,墨西哥政府先后将恰帕斯州印第安小镇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命名为历史古迹、国家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和魔幻之城。2014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授予其"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的称号。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的进程遭到了当地印第安民众的持久抵制。原因在于国家推动的遗产化致力于构建政治认同和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遗产化则致力于倡导文化多样性保护。两者都没有正视、反思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城市发展过程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遗迹带给印第安人的苦难,也没有改变城市中印第安人长期遭受驱逐与排挤的境地。对于诸如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伤心的遗产",应当采用吸收"热阐释"的视角,包容纳入少数族群对于特殊遗产的情感性诉求,反思全球化进程中诸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罪恶。唯有如此,才能发挥遗产保护之于人类社会自我批判和未来社会发展期许的效用。

“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研究”专栏导语

遗产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起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始将遗产研究推上了新的台阶。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遗产之于多层次认同建构的意义和对遗产保护中国经验的论证成为当前中国遗产研究的热点。作为国际性的文化实践,遗产保护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生的,需要在全球社会的格局中梳理遗产保护兴起的历史脉络。

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阐释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是其主要分析内容。戈夫曼将个体分为两个基本的部分,即表演者和角色。展演性自我是通过互动实现的合作性产物,它是权宜性的,并非稳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戈夫曼反对传统的自我观和身份类别,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都具有偶然性特征。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包含着两层涵义,即生物性与社会性、情境性与能动性,其中情境化自我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不是截然分离的。从整体而言,戈夫曼没有摒弃自我的心理—生物学解释,但他更强调自我的社会性和情境性。这种双重自我观可以调和在阐释自我时场景与能动性、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不一致。

权力、阶序与道德:戈夫曼被忽略的遗产

欧文·戈夫曼以公共场所的面对面互动为研究对象,以"互动秩序何以可能"作为毕生之问。人们通常认为,戈夫曼忽略权力、分层、政治、阶级以及社会变迁等主流社会学关注的议题。事实上,戈夫曼以隐性的方式分析权力、权威和不平等的微观运作机制。他关于污名、全控机构、性别设置等论述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化、机构设置、阶序等级及其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从而反映出现代性条件下个体真实的生存困境。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思想亦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观念。戈夫曼创造了一套微观政治学,也即个人化的政治或身体政治,强调面对面互动系统与微观权力生产之间的关系。总之,戈夫曼的社会学不乏关于权力与抗争、互动阶序与等级结构、社会机构与制度变迁以及互动伦理与政治道德等主张。

G20与中国:兼论2016峰会的中国目标

介绍了中国参与G20峰会的进程,2016 G20峰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相结合。发展议题受到重视,体现了中国主张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加强投资与中国"走出去"战略、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G20的未来发展与中国作用进行了展望。

纳萨尔运动:印度的左翼激进主义

纳萨尔运动是当代印度极端左翼激进主义的典型形式,纳萨尔派否认压迫性政体之合法性,组织低种姓、部落等边缘化群体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虽然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很快被西孟加拉邦政府镇压,但此后革命力量进行了重组,并在90年代中后期卷土重来。纳萨尔派在印度中东部地区形成了"红色走廊",尽管其影响力可能被印度政府和主流媒体夸大,但它确实改变了偏僻农村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学术界对纳萨尔运动的研究可以分为"延续说"和"断裂说",前者强调历史延续性,将各类左翼激进主义统合在"纳萨尔主义"的旗号下;后者认为毛派运动不同于纳萨尔运动,两者在斗争对象、地域范围、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断裂说"实质上指出了不同时期左翼激进主义革命运动的特征。纳萨尔运动是印度版毛派运动,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脉相承的。

墨西哥非裔族群政治动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以美洲各族土著居民和印欧混血人种为基础的墨西哥族群国家建构过程中,非洲黑奴的形象只作为殖民历史的组成部分出现过,当代非洲后裔的社会动力实际上并未得到了解。这一状况正在改变,多方力量力求使其能被认可为社会团体与法律主体,进而成为墨西哥文化多样性的组成。政府机构在学院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对奇卡海岸不同支系的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及多种形式的族群政治动员,从人口数量和领土领地方面为非裔人口的存在认可做出了大量努力。本文旨在墨西哥非裔人口文化权力斗争的框架下,思考将非裔人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族群起源进程中的正当性,同时研究其与居住在墨西哥不同地域的非裔人口之间的相关性。

孟加拉国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一、“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进展（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孟加拉国学者、知识分子、商人和媒体的积极回应。然而，孟加拉国长期推行的国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对进一步接受“一带一路”倡议还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孟加拉国在政府政策层面对加强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全面合作的讨论尚不清晰。

戈夫曼的全控机构模型:内涵、批评及回应

全控机构以空间封闭与隔离、时间平面化、管理体系的高度科层制化以及机构人员与被收容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显著特征。欧文·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围绕住院病人的机构体验对全控机构展开组织分析,他对精神病学的治疗实践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关于全控机构模型的批评包括概念含糊和区分标准单维、忽略异质性、过于强调压制性以及无视制度变迁等。事实上,全控机构是一种理想类型,戈夫曼以此确立了西方社会机构设置的某些普遍性特征。全控机构也是一种批判性空间,戈夫曼借之批评精神病院以管控和规训而非对外宣称的治愈或矫正功能作为首要目标。同时,被收容者也会生产和建构抗争性空间,使自身与机构施加的贬抑性身份保持距离。全控机构这一概念是戈夫曼剖析和批判社会的利器。

2018年的中国边疆研究:治理、结构与动力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然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与此同时,巨大的社会变迁及其观念调整也让我们面对新的问题,而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转变又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在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新位置,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定位中国内部、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的结构性关系。

纳萨尔运动50年:事实与阐释

纳萨尔运动起源于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印共(马列)的成立标志着纳萨尔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党,但亦隐藏着冲突与矛盾。印共(毛)是目前纳萨尔派的主要政党,它活跃在"红色走廊"地区,对印度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印共和印共(马)为代表的主流左派与以印共(毛)为代表的激进左派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同时,主流左派践行的议会政治亦不乏成功的案例。关于纳萨尔运动存在四种阐释机制:法律与秩序的视角、经济发展的视角、心理认知的视角以及意识形态的视角等。印度政府采取综合性的策略遏制纳萨尔运动,然而由于协调不畅、政策执行不力、地方政府自主性过大等原因,印度政府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运动。

佛陀达莎述评

佛陀达莎自幼归向佛法，终身顶戴信受。他是泰国有名的持戒精严、禅定笃实、慧学深广的大阿 梨。一方面，他长期栖止修行于泰南的差耶（Ｃｈａｉｙａ）地方解脱苑，以复兴佛教为己任，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关注泰国社会在本世纪中期的发展，关注人民的疾苦。他对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物质利益增长与传统道德的相互消长，深怀忧心；他强烈地反对佛教政治化、权力化，但又主张“正法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传统佛教的精髓在于使人离苦得乐，在于笃力修行，但他又主张佛教徒的个人解脱与全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总之，佛陀达莎是一个传统佛教与现代化冲突和协调的典型范例。本文在于揭示佛陀达莎的一般佛教立场，他对国家、政治的态度，对世间道德的关心，以及他强调的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立场。

纳萨尔派的意识形态及其争论

印度的纳萨尔派信奉毛主义,主张以中国式革命道路夺取国家政权。在历史上,印共受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并一度成为中苏意识形态斗争的试验场,双方都试图在印度验证自己的革命理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地出现分化,先后成立的印共、印共(马)和印共(马列)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具体而言,它们在统治阶级的性质、国家属性、议会政治、主要矛盾(敌人)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冲突。以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派提出了关于印度革命的理论、纲领、战略和战术,主张以毛主义为思想武器,采取农民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印度资本主义政权。而主张议会政治实践的传统左派批评以纳萨尔派为代表的激进左派,认为印度自独立以来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也不是半殖民地国家,但政治经济领域的这种转型并没有反映在纳萨尔派的革命策略中。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纳萨尔主义是一种地方性的毛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低种姓和部落群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并为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印度纳萨尔运动研究的基本问题

196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爆发农民起义,这场革命运动的火种一直保存至今。有关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其背后亦折射出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使用以"毛-"为词根的表述,认为毛派属于印度左翼激进主义的传统,倾向于将纳萨尔运动视为毛派运动的初始阶段;第二种观点不主张在"纳萨尔运动"和"毛派运动"之间作出区分,认为两者可以彼此替代、交互使用;第三种观点倾向于使用以"纳萨尔-"为词根的表述,虽然革命者和印度政府均使用此类称呼,但两者背后的意图可能截然不同。2004年,印共(毛)成立之后,有关"毛派"的称呼变得更加流行。事实上,纳萨尔运动即印度的毛派运动,纳萨尔主义是印度版的毛主义。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运动大致可以分为爆发(1967~1975年)、沉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和复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印度主流社会对纳萨尔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同情、支持、冷漠、无视到反对、批评。人们对纳萨尔问题有着不同的定性,诸如认为它是法律与秩序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针对不同的定性,印度政府采取了不同的遏制手段。我们可以从四个视角来客观地研究纳萨尔运动,它们分别为经济发展与身份政治、意识形态、暴力以及小规模战争与冲突。

戈夫曼的自我观论析:认识论阐释与本体论取向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拟剧论探讨了自我的呈现及其结构,它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自我作为展演性的角色在某个场景中弥漫式生成的拟剧效果。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互动仪式成为维持自我的重要手段。情境化的自我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与之相应地是抗争性自我。总体而言,戈夫曼至少存在两种自我观,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这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