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返读经典: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现实”重建(1921-1949)

1921年至1949年间中共党史的很多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联,近年来直接的互动与彼此的激荡亦很多①。不过,面对这段历史具体研究成果之海量与原始史料之庞杂,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成果和史料真正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外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进展与革新方向

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了解域外中国形象的演变与现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域外各国,这种日新月异的中国面貌及其历史根基是否如实且迅捷地反映在当地领导层、精英分子与普罗大众的“中国观”里呢?对此,研究域外各国有关中国的历史教育,将为我们提供近距离观察的一条重要路径。在现代社会,历史教育承担着每一个政治支配系统自我维护和彰显的功能。

加强冷战视阈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推进区域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政治条件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在众多的周边国家当中,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邻国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历史问题常常成为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焦点。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如何利用多国档案文献

近年来,进一步扩展解密档案文献发掘和利用的范围,大体上已成为国际和国内外交史学界的共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也在其列。共识虽已基本达成,实践却严重滞后,目前利用多国档案文献(三国或三国以上)并在多边关系互动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历史的成果仍付之阙如。究其原因,档案文献开掘范围狭小、不具备综合解析多国档案文献能力、外国语言水平欠缺等因素可能对研究者构成了一时难以逾越的阻遏。

新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探索--以旅蒙华侨回国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50—195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长期旅居蒙古的华侨提出了回国的诉求,由此出现了中蒙两国间侨民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论文依据中蒙俄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建国初期中蒙围绕旅蒙华侨回国事宜往来交涉的历史过程,阐释了旅蒙华侨提出回国诉求的原因和中蒙双方各自的考虑以及最终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针对此事所涉双重国籍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讨论,并确立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若干原则。因此,此事的妥善解决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期探索,也为后续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土地改革研究的再思考: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

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土地改革,从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不过相较于社会文化影响的持续,土地改革的经济政治影响都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度。经济上,土地改革确立的生产秩序因与革命政治理念的相悖被提前终止。政治上,土地改革建构的以农会为中心的权力网络,延续了传统乡村的自治状态。在经济与政治上,土地改革实现的是资源转换而非制度重建。相较而言,在社会文化上,土地改革经由阶级划分建构起来的个体身份政治化,为后来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心理基础。因之,土地改革更为持续的影响,是在建构政治化社会分类体系的基础上重塑了乡村的社会文化。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探索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发展与实践,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出版观相关论断,立足当前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的新特点,从党性原则、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社会效益首位原则、积极引导原则和专业性原则五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出在出版工作中,党性原则、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是首先必须坚守的原则,同时应坚持社会效益首位原则,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积极引导,尊重出版工作规律,重视相关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应对出版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犹疑不决:从解密档案观察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过程——兼及冷战国际史档案的收集策略

已有的讨论虽然分析了印度支那问题对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明确解答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正式提出的以及法国为何要搁置承认两个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法国外交部的文件和部长会议记录,能够发现法国政府是于1950年1月初计划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该决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4月之后,法国主要考虑了美国的施压、中苏关系日趋紧密、英国承认后却未获取好处等因素,决定长期搁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承认中国问题的决策过程体现出的犹疑不决、软弱无力,反映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特点。这一案例说明,了解一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具体的馆藏情况,挑选关键的档案等,有助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自己的研究资料。

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中缅建交问题再探讨

中缅建交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起点。早在1948年12月,缅甸便初步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努政府更多考虑的是何时承认的问题。最终,在确定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缅甸于1949年12月1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缅双方彼此猜忌防范,直到1950年6月8日两国才正式建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建交前后的中缅关系,压制了两国在经贸关系和政治往来等国家利益层面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缅关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英国、印度和苏联等第三方经常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强调和平共处,缅甸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开始奉行中立主义,国家利益在中缅关系中的优先性迅速提高,双方关系明显转暖。

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1927—193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在传递与分析组织被破坏信息的各个阶段,都会根据组织要求对其进行不同处理,通过迹象判断、内线渠道与新闻报道等不同渠道,从外界获取零碎的破坏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破坏信息会逐渐从通知、警号被转化为更正式规范的组织文书形式,并通过交通、邮寄与电报等方式在各级党组织之间进行传递。最后,零散多样的破坏信息被分析整理为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成为组织建设经验的一部分在党内扩散。尽管庞大的组织体系在破坏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全党参与及组织权变的运作特点,使得中共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仍能继续传递与分析破坏信息,从而折射出中共应对危机的组织理念和运作方式。

“灭国新法”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思考

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布尔、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教育等手段来控制非西方国家。“灭国新法”的击中人心之处在于“灭国”,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有可能因遭瓜分而亡国一直是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倍感忧虑之事。“灭国新法”的落脚点在“新”字,即强调要注意到近代列强殖民扩张的新手段与新策略。借着其始创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它与帝国主义问题的紧密关联,“灭国新法”逐渐成为时人分析世界形势与中国危局时常用的一个概念。人们或是直接使用它,或是将其表述略作变动,用更通俗的形式再次传播,或是将“灭国新法”所强调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对“灭国新法”的借鉴与运用,从晚清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

无论从课题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来看,还是就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却又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外交大体上经历了革命外交和发展外交两个阶段,分界线基本可以划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与建设者。受制于档案文献的解密时限,既有学术成果主要讨论了革命外交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

新中国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流变(1949-1965)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适时建立和完善党校干校体系,并以抽调干部进行短期训练的方式服务于军事斗争等实际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为标志,干部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被打破,干部培养目标经历了从文化补课到输出各类人才的变化,干部资源也为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灵活的生源。

从南威岛到南沙群岛:英国南沙政策的起源与形成(1930—1933年)

1930—1933年英国在应对法国侵占南沙岛屿及日本对南沙之野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不承认不放弃”政策,即为英国南沙政策的早期形态。1930年法国抢占南威岛,英国在“殖民情结”触动下和法国交涉。英国随后以帝国防务安全为决策基点,想象南沙之于帝国防务安全的重要性,把关注对象扩展到整个南沙。英国企图自证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为其殖民属地,终因缺乏法理依据而放弃。1933年法国制造“九小岛事件”,引发中法、日法交涉。鉴于日本为头号潜在敌国而法国为友邦之战略定位及南沙局势可控,英国变换策略: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通过在法理上“赋予”南沙不可兼并的属性,否定任何国家吞并南沙的合法性,但对法国的侵占行径暂取容忍态度,同时坚持从未声明放弃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之所有权要求的立场,并以日本不侵占南沙、法国不扩大占领范围作为维持该政策的前提。质言之,英国在大国博弈视野下基于帝国防务战略而确立南沙政策。

二〇一九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

据粗略统计,发表于2019年度的党史研究论文约600余篇,笔者选择其中的160篇左右进行综述①,试图呈现党史研究领域在本年度的主要学术进展。这些文章,或有独创性观点,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和对比中提出独立的见解;或能够挖掘前人未曾发现或使用过的一手史料,并由此可能引出新的研究领域;或使用、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受笔者研究领域、熟悉程度的局限,对原文理解难免存在误解和偏见;加上相关文章数量甚多,取舍之间,煞费周章,难免挂一漏万,全面反映本年度党史重要学术进展的任务,自忖未能完成,管见仅供学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