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

社会调查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自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以群众生活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中国化发展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调查研究工作传统,通过广泛深刻的社会调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从群众需要出发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社会调查方法论将在人民群众话语权保障、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民生治理工程推进等方面得到更为深入的运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凝心聚力.

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叙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回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剖析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福柯等人的经典著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在处理社会学基本问题时,通常侧重从社会关系的某一理论维度出发,并以现实为参照来考察主体的构型。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存在四种重要且明晰的主体叙述方式: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中,涂尔干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韦伯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四位社会学理论大师叙述主体的方式,彰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之后,其家庭再生产安排深刻影响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发现,由于打工城市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将家庭再生产嵌入乡村社会,形成代际联系紧密的直系留守家庭,通过拓展留守家庭经营、为下一代加盖房屋等促进了乡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地的县域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发生上移,家庭劳动力和家庭经济资源从乡村抽离,造成留守家庭规模锐减、经营萎缩、盖房停滞等乡村空心化现象。与此同时,大量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因难以实现家庭化而陷入家庭再生产残缺,与留守家庭的联系逐渐疏离,不愿参与留守家庭经营和房屋营建,导致农地抛荒、房屋破败、照护危机等乡村发展困境。本研究有助于修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造成乡村空心化的线性变革观点,突显家庭再生产分析对理解其与乡村发展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与建构——基于社会事实“四因说”的分析

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既有探讨往往存在价值预设。虽然不乏客观公正的论述和分析,但普遍的问题是分析框架不完整或太偏重结论的梳理。如果将社会科学本土化视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借助“四因说”建构分析本土化的框架,另一方面可从既往的结论分析转向前提分析。首先,把“要不要本土化”的价值命题搁置,而仅探讨“本土化成为可能的前提”这一事实命题;其次,通过引入“四因说”为坐标系,从异质性质料的对接、形式结合的方式、理论主张的目的和本土化过程的动力与阻力四个方面梳理本土化主张。

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演变动因及发展趋势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解决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问题、提升其发展能力的国家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基本责任,反映了社会公平的需要。它是国家在应对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前期准备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初步成型阶段以及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以后的逐步完善阶段。其发展演变是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及时应对,是对民众需求的真实回应,也是本土文化和现代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未来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要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与国外的先进经验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定层面要突出针对性和动态性,在执行层面要注重公平性和包容性,在评估层面要力争做到真实和有效,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体系。

杜威式的道德社会学:描述性的文化史还是批判性的社会伦理学?

当代的道德社会学是一种不包含任何规范伦理学的描述伦理学。本文基于约翰·杜威、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与保罗·利科的道德哲学,并与斯特凡·巴格尔的近期作品对话,提出一项更具雄心的批判性社会伦理学纲领,不仅涉及品性与共同善,也关乎异化和压迫。

农民再组织化与乡村公共性重构:社会范式下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基于黔村“村社合一”经验的研究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有产权范式和政权范式,但均对村庄既有社会结构、社会联结、社会秩序这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缺乏足够的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于过度关注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忽视了社会目标,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严重缺席。黔村的“村社合一”集体经济发展以农村再组织化为发展机制,致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目标的达成,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促进了乡土社会公共性的重建。黔村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范式下思考集体经济问题,必须首先对“集体经济”本身的概念进行反思,必须重视“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属性,必须正视“集体”本身,重视或解决“集体”的内在联结和外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集体经济”进行各种社会性规范,更好地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发挥集体经济的“集体”作用。

社会边缘人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再讨论

在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工作出现了社会性和专业性双重弱化、专业泛化等亟待关注的问题。社会工作的泛化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界定不清晰而引起工作重心不明确、专业属性和优势丧失所导致的。因此,重新聚焦兼具社会性特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将其作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发挥社会工作“促进人与人的交往联系”的专业优势,并将工作重心聚焦到“人与社会的良性连接”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而围绕“社会边缘人群”建立的相关理论模型,为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提供可参考的框架和指引,从而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避免泛化陷阱,更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缺失、弥补与替代：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基于W市流动儿童的调查

传统的理论视角认为,对于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在更多的实际生活中,即使不是流动儿童的城市儿童,也很难达到这种理想模式。笔者认为,某一层次的某一支持因素脆弱或欠缺,并不一定会导致流动儿童必然的发展障碍,特别是在该群体其它方面支持比较强的情况下。一方面,内层系统、中层系统和外层系统之间存在着"弥补"的可能性,即三层次系统之间的支持功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另外一方面,三个层次系统内部存在着"可替代性",即系统内的某一要素的缺失,可由该系统内的另外一要素替代其支持功效的发挥。

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

围绕市场秩序何以可能的中心议题,社会学家摒弃了主流经济学里去历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场模型,从市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制度化特征入手尝试去重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分析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这方面的努力促成了市场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初,市场社会学沿着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分别往前推进。最近一些年,市场社会学在多元路径上继续发展的同时,呈现出视角交融的综合路径趋势。针对各自拟定的核心问题,综合路径糅合了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维度,着力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特定的关联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这种综合路径与古典社会学时代的市场研究相契合,是试图更完备地解释市场现象且颇具竞争力的路径。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照顾”现象研究——对农村唇腭裂儿童照顾群体的访谈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照顾"往往被相关研究视为男女不平等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女性照顾"和"男主外女主内"现象中确有不平等的成分,但不平等是否产生于家庭内男女成员之间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唇腭裂儿童家庭的研究发现,"女性照顾"多为家庭成员间"理性"分工,女性虽弱势但并未屈从于丈夫或其他具体男性的权威,甚至唇腭裂儿童家庭中的男性也身处弱势地位。总之,在唇腭裂儿童的"女性照顾"现象中,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社会机制主要作用于家庭整体而非仅仅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

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为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通过提供服务来参与社会治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但存在发展取向单一,服务实践不深入,发展不均衡,专业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方法和技巧,弥合宏观社会工作与微观社会工作的鸿沟,整合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力量资源,注重社会服务与社会改变,推进社会工作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

从助人者到边缘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者高政治地位、低经济地位的明显错位所形成的等级地位落差,使社会工作者陷入边缘情境中不能自拔。这种结构性边缘情境,不仅使我国社会工作者从"助人自助者"逐渐沦为"边缘人",而且也催生了社会工作者边缘人格的形成和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破解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使社会工作者摆脱边缘情境,即缩小高低错位的等级地位落差,修复等级地位落差造成的断裂鸿沟。

以社区能力为中心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五社联动”的实践形态及其知识意义

近年来,发端自湖北武汉的“五社联动”模式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快速扩散并显示出多方面效能,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赞誉和积极评价。从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长时段视角审视知识界和实务领域对“五社联动”模式的高度热忱,便会发现这种热忱恰恰标示着中国城乡社区建设进入了以社区能力为中心的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社区能力”指的是城乡基层社区以更好回应社区居民“急难愁盼”需要、不断开创更加美好生活愿望为价值导向和根本目标;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以专业的技术和方法为支撑,联结社区内外部资源,搭建起有效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载体与机制,从而凝聚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以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满足各层次需求、不断增进社区福祉的能力。从知识层面看,这恰恰构成了“社区能力”本土话语的基本内涵。

秩序问题引导的社会学思想史?

《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以社会秩序问题为主线的社会学思想史论著层出不穷。尽管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堆砌观点、人物和理论的常规社会学思想史路径,历史叙事相对连贯且意义清晰,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通过梳理既有的相关作品,加之深入剖析大泽真幸的《给每个人的社会学史讲义》,我们指出,社会秩序问题虽然无法引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学思想,但该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视角,以考察社会学在解决社会整合问题上有所变易但又相对稳定的理论思路。

监狱作为社会学研究议题的兴起及演变路径

监狱作为一个微型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和想象力。西方社会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将监狱作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洞见的开创性研究,开启监狱研究的黄金时代。国外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围绕监狱秩序的构建从犯人社会和监狱管理两个维度进行诸多研究。反观国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严景耀先生开创监狱社会学传统以来,因种种原因这一传统被悬置起来,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重拾监狱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开展相关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监狱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仍缺乏足够关注,已有研究也较为碎片化。对当代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监狱秩序的合法性;二是恢复性监禁哲学与收容式监禁哲学;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未来监狱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从监狱秩序、服刑人员适应性、监狱比较研究、监狱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四个方面开展。

过程视角的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作为职业化助人活动,从其诞生之初就被定义为治疗过程或医患互动过程,这种应用上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理论必定不满足于静态的结构理论,必然会大量引入过程导向的理论,例如发展理论、赋权理论和互动理论。然而,过程视角从未在社会工作理论中得到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本文以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为出发点,阐明在社会工作理论中往往敛影逃形的过程视角。社会工作理论大致包含了三种过程取向:一是治疗性社会工作,它指涉一种旨在追忆个体既往经历的过程,以精神分析学派为代表;二是建构性社会工作,它指涉一种试图通过互动涌现意义的当下过程,以互动理论、标签理论和现象学理论为代表;三是发展性社会工作,这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过程,以赋能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为代表。从诸种理论的社会工作化处理中,既可以看到过程取向的理论社会学向应用社会学过渡的具体路径,也可以思考未被充分挖掘的过程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应用潜能。

社会环境、社会支持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耗竭——基于广深莞汉100名专职社工的调查

研究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耗竭状况,有助于稳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广州、深圳、东莞和武汉四个地区100名专职社工的职业耗竭状况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发现:社会工作者出现了中等程度的职业耗竭状况;在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两个维度中,工作环境、机构归属感、同事朋友支持三要素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耗竭的显著影响因素,并且依次递增;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指向社会工作者群体在社会工作机构层面的需要满足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力度、改善工作环境、社会工作者进行自我调节等方式,改变社会工作者职业耗竭现状,防止其职业耗竭状况的恶化。

社会扶贫的行动特点与路径创新

社会扶贫是指多元行动主体针对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各种救助、开发以及社会服务活动。在治理理论背景下,它呈现出行动主体的网络互动,行动目标的价值理性,行动内容的需求导向以及行动方式的内源发展四个特点。面对当前复杂的贫困治理环境,社会扶贫主体需要构建反思性的扶贫理念,协调平衡主体间关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深度嵌入到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之中,促进贫困群体的主动参与,最终实现外部输入与内源发展相结合,提升贫困治理效率。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