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台三地文学类畅销书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

价值取向是指导人行动与判断的信念,它可以隐匿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行动,也可以呈现于社会公开的文本之中。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对人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四个层面。从沪港台三地文学畅销书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上海侧重于人与人的价值取向的传递,香港着重于人与社会的渲染,而台湾则相对诉求对人自身品质的张扬,三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涉及甚少。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三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体制的影响。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以社会学中的民族志为例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主义、反实在主义、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研究法,都要求研究者经由长期参与某些群体的日常生活来探索这些群体的意义世界。然而,当自然主义民族志试图以概念、类属、假说、理论忠实地再现社会实在时,反实在主义民族志却想要凸显研究报告的修辞学特性与权力作用。尽管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与自然主义民族志同样支持"科学的"民族志,但前者关注的社会实在(社会结构)与后者的社会实在(日常意义世界)不同。这三种民族志研究法的操作程序与它们各自的哲学理据紧密关联。一个好的民族志研究者除了知晓操作程序之外,还必须了解与操作程序相关的社会科学哲学。

司法的第三维度:社会学维度——从法意与民意的纠结谈起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司法具有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司法的实体法维度;第二维度是司法的程序法维度;第三维度是司法的社会学维度,司法活动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民意信息,法官裁判难免会受到"民愤"等民意因素的影响。因此,法意与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的纠结是司法的三维职能所系,定罪量刑不能不考虑到"民愤"等社会信息。由于缺乏非社会特征化的吸纳渠道,"民愤"所表达的民意信息常常是非理性的,考察司法实践中最难做到的"无罪放人"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两类事实,其中的关联性可见一斑,以合理的程序设计和案例指导来实现法庭审判的非社会特征化,便是梳理法意与民意的积极探索。

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对苏州镇湖绣女的社会学考察

性别角色是和社会地位连在一起的,一定的角色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本文以刺绣为例考察了苏州镇湖绣女与角色分工有关的性别角色问题,以及因分工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市场的社会结构——场域理论对市场社会学的应用

强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是市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何解析"社会结构",本文提出了"制度结构"、"关系结构"与"建构结构"这三个可操作分析的维度。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其经验分析的方法步骤中,发现"社会结构"的分层分析与其有逻辑嵌合之处。据此,在当前市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中,"市场场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和可资运用的经验分析框架。

社会保障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经验证据

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多关注于社会保障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替代关系,忽视了二者补贴效应的可能。基于此,文章采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考察了基本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本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异质性的影响,主导效应因其筹资模式、相对补贴强度而有差异;(2)补贴强度较高的新农合以补贴效应为主,而补贴强度较低、自我储蓄为主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以挤出效应为主;(3)新农合对低收入新生代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补贴效应更强。这表明,带有补贴性质的社会保障有助于二孩生育意愿的提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则起到抑制作用。文章发现政府对社会保障进行"靶向"的适度调整来缓解养育成本可达到改善二孩政策效果的目标。

迈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学--费孝通晚年学术历程反思及其启示

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形成不同的社会观,影响着社会学者的学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人学术研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本文基于对费孝通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思考,分析了其总结的两种社会观及其对应的社会学研究取向。接着,分析了两种社会观在他一生三个不同时期学术的影响。然后,本文指出费孝通将其三个时期学术生活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归结到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进而提出迈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学观点。最后,本文认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与指导社会变迁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赋权的双重性:形式化增能与实质性缺失——基于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观察

网络赋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其是否真实存在?以何种形式得以存在?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判断,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其的讨论。以《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网络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赋权具有双重性:在形式上,网络赋予了底层群体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可谓形式上的增能;就实质上而言,底层群体并未获得切实的话语权利,较其他群体而言依然处于弱势,他们在网络中的资源禀赋也未能有效地扭转自身的劣势。这种双重性是真实世界与网络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要实现形式赋权和实质赋权的统一,需着眼于从现实社会解决问题,修正和完善当下社会价值观,提升公众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并提高底层群体的网络技能。

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研究

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共生现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存在。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共生关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三个部分构成。教练员和运动员是共生关系的平等主体。教练员"资源"主要体现在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两个方面,而运动员"资源"主要表现在运动员成才所需的体质基础、智力基础、心理基础、启蒙基础以及商业开发价值等方面。维系教练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主要有法律、道德和守则等。

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从社会共生理论的视角辨证分析,教练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有师徒身份下的伦理共生、权利义务下的平等共生、收益分配下的互利共生、事业追求下的业缘共生等主要类型,表现出身份拟制的伦理性、合作过程的契约性、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等基本特征。正确认识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类型与特征,积极构建、优化两者共生关系,有利于开创两者和谐共生关系的新局面。

医学人类学与四种社会理论之互动

医学人类学研究同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一样,需要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需要结合人类学学科自身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的设计和实施。在诸多的社会理论中,有四种理论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有较紧密的关联,对医学人类学研究有指导意义,分别是社会阶梯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生物权力理论以及未预结局理论。在具体案例中,这四种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得以展示。

激活乡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传承与重塑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它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反映乡村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自发有序的空间生态、商贸互融的市镇生态、生生与共的人文生态等核心要素。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出现失衡,存在着传统建筑保护与村民改善生活愿望相左、资本下乡目的与当地居民人本价值背离、村落空心化与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缺失、重视实体修复与轻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并存等多重发展困境与悖论。这需要从坚持文化整体保护理念、重塑乡村精神文化家园、激活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治、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等多方面重塑村落文化生态,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持续发展,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构建和谐社会中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实证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已经成为当前从制度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举措。对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投入的实证分析,有助于探索合理的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投入政策。

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

社会共生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共生关系中,只有两者的主体利益得到保障,互需资源相对稳定,具有双向选择自由,加之约束条件制衡,两者的共生关系才能够形成与维持。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主要通过"斗争—妥协"的方式来合理分享资源,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优化两者的共生关系,达到教练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社会公平:概念再辨析

在中央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背景下,准确理解社会公平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学术界常见的概念混淆现象出发,辨析了公平的标准词义,然后深入公平的思想史,梳理了公平与几个关键概念的本质区别,最后获得了对"社会公平"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准确认识。

自治主体、互信机制与对话方式: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

人类社会业已进入合作社会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治理逻辑亟待嬗变,而合作治理则成为最佳选择。合作治理建基于完全自治的主体存在,需要对主体进行自治化的社会建构,并使其占据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要在自治主体间营造充分的信任关系,推动信任关系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最终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类型嬗变。最后,在自治主体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以"从参与到协作、从协作到对话、从对话到合作"的方式予以呈现。

弱关系的力量——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视域中的志愿服务行动

循着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的内在理路,将志愿服务行动视为弱关系群体间人际互动的路径选择。就关系运作而言,志愿服务往往在熟人关系网络之外的陌生人间展开,它所伴生的人际互动一般经历着从"无关系"到"有关系"、从"弱关系"再到逐步强化的过程。由于"弱关系"能更好地发挥不同群体成员的异质性优势,因而志愿行动所促成的弱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在信息传递和资源交换方面比强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更重要,能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助人的作用。但是,"弱关系的弱势"亦使关系的维系明显缺乏共同性和规范性,这阻碍了志愿服务行动的展开和持续。破解这一难题仅仅依靠加强道德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从"弱关系的弱势"这一论题出发致力于使志愿行动相关主体的互动关系由"弱"变"强"、由"冷"变"热"甚至变"熟"的强化实践。

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及其启示

综合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可以发现,风险社会理论主张全面提升人类整体的风险意识,它并不否定人类实践,但强调要重视人类实践的负面后果;它并不否定社会发展,但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它并不否定发展科学技术,但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归根到底,风险社会理论就是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风险。从这种观点出发,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强调把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批判意识,以此确定人类合理的自我意识及风险意识,把自我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使自己进步的过程,把风险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有效防范风险的技术手段、制度安排及机制实施等方面上来。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视域中精神生活的审视与超越

拜物教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由全球蔓延和中国渗透,侵扰了人民精神生活的平衡状态。原本发展态势良好的精神生活呈现出复杂的图景,具体表现为“安宁平和”与“轻浮急躁”交织的心理生活、“道德至善”与“道德失范”兼具的伦理生活、“旨趣高雅”与“审美低俗”叠加的文化生活、“崇高笃行”与“淡化缺失”并存的信仰生活。鉴于此,新时代要善于运用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武器,多维审视人民精神生活现状,从重塑对精神生活的正确认知、营造精神生活发展的良好氛围、保障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加强理想信念培育等多角度探索美好精神生活的超越之路,有效推动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实现。

作为一种社会语境的中国电视:历史演进与现实抉择

中国电视自1958年诞生至今已走过六十余年历程,经历了由"小众化"媒介到"大众化"媒介又面临当下"分众化"媒介危机的发展脉络。作为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国民媒介",中国电视的社会化成长令其释出有别于其他大众媒介的独特优势,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语境持续产生社会效果;如今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却又冲击和消解了这种长久以来培育出的社会影响。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电视亟待"再语境化"的重构转型。本文立足于媒介-社会互动的视角对中国电视史进行考察,试图从其大众化滑落的现实困境中管窥造成分众化危机的本质线索,进而复归社会语境中对电视发展的现实抉择进行商榷。整合局部的分众渠道构建整体的大众传播新模式,在互联网"去中心"的微观逻辑之上形成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再中心化",是电视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