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记忆:一项跨学科的研究

闪光灯记忆是指当个体得知发生了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公共事件——比如9·11事件——时对周围的情景记忆。认知心理学对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主要聚焦其认知的特性、公认的准确性以及对记忆内容的自信度。但是当从更广阔的集体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闪光灯记忆其实与社会的、文化的和叙事的动力学密不可分。因此,应将闪光灯记忆置于个体记忆叙事与集体记忆叙事的交汇处,通过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与文化记忆研究相结合,来探究闪光灯记忆叙事如何承载社会身份认同,又如何跨越国界和代际进行传递。

认识新中国早期建筑援外的三条线索

文章将新中国早期(毛泽东时代)援外建筑置放于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政治团结的语境中。通过梳理三条线索,即风格的输入与输出、作用于物质基础的生产空间的形塑与热带建筑带来的对域外地理的认识问题,作为该历史实践理论化的尝试。建筑与空间在海外的形塑并非中国单方面施加的作用力,也是海外信息的反馈及其内化于中国的一种表现,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与世界内外交织的辩证关系。在中国置身其中的全球史的视野下认识早期的援外实践,也能为今日一带一路倡议下继续国际合作提供长时段的自我定位与反思。

"世界构造"的历史形式 论《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

乌卡什·斯坦尼克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中,回顾与分析了冷战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建筑工程援建史,这是研究20世纪这一特有的新生现象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文章分三个部分对这一作品进行了评介和论述:第一部分梳理了书中基本概念形成的历史与政治语境,并呈现它们和更宽泛的二战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对著作的主要章节进行了简述,每个章节通过不同的案例(地域/国别)带出了相应的理论侧重;第三部分立足著作带来的启示基础,探讨了在这一领域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尤其是如何历史化地理解"礼物"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非以规范概念视之.

从“艺术的过去”到爱的人文伦理——对保罗·考特曼教授的访谈

保罗·考特曼教授在黑格尔美学研究以及莎士比亚文学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他的著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篇访谈以黑格尔美学命题“艺术的过去”为切入点,辨析了当代学界将“过去论”误解为“终结论”的原因,探讨了艺术何以被历史地看待、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何以被当代人感知以及“艺术过去”之后何以反思艺术等相关美学话题。考特曼教授还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例,梳理了艺术与哲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抗争关系,以此展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巨大优势。最后,面对艺术业已丧权的当代世界,考特曼教授将论域从美学扩展至人文伦理学,试图以“作为人类自由的爱”为核心概念,揭示出人与世界源源不断的对于“相互性”的要求,同时探究超越地方传统的普遍之爱何以彰显人文伦理研究的普遍性。

中日大学生恋爱关系中的性文化情节比较

本文结合Kenneth Burke的"拟剧法"以及Gagnon和Simon的"性脚本"理论研究中日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文化情节。收集研究数据的方法主要采用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对比发现,中日大学生的性脚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女性"贞操"这一话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文章最后通过分析制度变革与文化政治解析中国性脚本的发展以及中日性脚本的差异。

泛悲剧理论:悲剧的形而上学

悲剧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历史间的关系问题,构成卢卡奇文艺理论的重要一维。对它的讨论,主要体现在《悲剧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等相关著作及手稿当中。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卢卡奇在戏剧史层面,系统地诠释了悲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他认为,悲剧作为一种人与命运之间的游戏,其内容与所谓得上帝无涉。后者仅以观众的身份冷眼旁观。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引发一种泛悲剧的倾向,从而消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此外,将政治话语中的平等与民主介入到悲剧人物当中,无疑又会产生内在体验与外部经验的双重失效。这就引出另一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与真正悲剧的元历史瞬间的契合点到底该从何处找寻?

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伦理”:悲剧剧场、爱与哀悼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教授,约翰·乔纳斯荣誉教授,欧洲哲学论坛执行委员会创始委员、常任委员,曾任英国现象学学会主席,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研究员。克里奇利笔力雄健,个人学术专著二十本有余,部分著作已译成汉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卫报》的撰稿人,《纽约时报》大众哲学专栏《石头》的编辑,该专栏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的读者。克里奇利对美学和政治伦理学交叉领域的探讨在西方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他的《极少的,近乎无的》、《无尽的求索》、《无信仰者的信仰》等书在齐泽克与巴迪欧等左翼学者中引发了广泛的理论对话与争锋。文章围绕克里奇利教授"他律伦理"(heteronomous ethics)对其展开访谈,就悲剧剧场、爱、哀悼等具体的伦理情境展开探讨,克里奇利教授以其注重艺术、审美体验的研究视角,及其统筹政治伦理学与美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开出了当今西方学界从规范伦理学到情感伦理学转向的一种新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新理论。

文化模式可以比较吗?

对双重标准的谴责代表正义感的出场,正义感把不同标准转化成双重标准,因为正义感要求人类变为一个社会集群,所有成员遵循一些共同的规范和规则,存在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和排列的共同的标准。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论述了文化的独特性,但由于反对共同的标准,与正义感相矛盾。对于文化的独特性的理解属于理论理性的范围,而正义感属于实践理性,在对待我们现代的世界文化的时候恰恰需要正义感,需要共同的标准对不同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

解放之战中艺术的惨胜:后现代插曲

"解放之战"中"解放"有两个维度:一是文艺从霸权或其他领域的影响中自我解放;二是解放,或者说在审美领域获得解放。而后现代主义正是文学和艺术在这场解放之战中的"惨胜"的表现,它带来了胜利的灾难,即文学和艺术被剥夺了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联系的自由,并且完全的解放也会彻底毁灭完全自律。

现代伦理的两大支柱

赫勒在本文中探讨了现代伦理的两大支柱:现代人的正派和公正的宪法。赫勒认为现代性建立在自由这一基础之上,然而自由是没有根基的,所以现代世界也是没有根基的,但是只要现代性仍然能够幸存,现代伦理就会存在着现代人的正派和公正的宪法这两大支柱。因为现代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所以正派的人选择给予自身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个性伦理;关于自由的宪法,现代人的做法是将社会-政治的正义建立在对伦理的人类学最低限度的接受基础上。这些正派、正直的现代人承载了一个支柱的重量,而良好的公民承载了另一个支柱的压力。二者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承担责任。

阐释羞愧现象的五种路径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纯粹、简单的羞耻感是一种以各个种群通过特定方式进行表达的情绪,表达时需要整个人身心的投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羞耻感的社会触发因素的载体是他者之眼——共同体的眼睛;违反规则会产生羞耻感,与他人的言行或外表存在差异也会使人产生羞耻感。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者的目光就像道德威权,我将其称为道德审判的外部威权;道德审判的内部威权则是一个人的良知。外部威权进行伦理制裁的手段是羞耻感;而内部威权进行伦理制裁的手段则是良心的谴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让人感到不适的,不仅仅是被否定,还有被人看穿,这是对遗失自我的恐惧。毋庸置疑,聆听内心之声是防止被他者之眼"看穿"的最佳方式。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启蒙时代对耻感文化的冲击最大,那时人们贬损传统规范及规则的价值,认为传统的一套无趣空洞。但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当传统被阶级规约所取代时,所谓的教化进程的约束力更强。随着耻感文化规约的不断变化,人们更加漠视他人的意见,更加依赖于自我判断。

我最好的朋友：乔治·马尔库什

马尔库什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需要朋友时,他总会出现。他是我仅有的、为我做的永远比我为他做的多得多的那个人。我有太多与他相遇的珍贵记忆,自他从苏联回国到我离婚,自布达佩斯学派时期到学派解散、我们移民后。在我友谊中,他是磐石,他是唯一的确定性。

乔治·马尔库什的高雅文化概念:一种批判性评价

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正如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文化的意义进行了划分一样,马尔库什也划分了两种文化概念:广义的、人类学的(anthropological)文化概念与狭义的、价值标示的(value-marked)文化概念,并将后者直接称为"高雅文化"。"高雅文化"特指一系列特定的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在现代性条件下,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其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评价标准等等,并且独立于政治与经济领域。具体来说,这样的文化主要指的是艺术、科学、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实践活动。其核心是作者—作品—接受这一结构,涉及整个科学、哲学、人类学和艺术。

布达佩斯学派文化理论的伦理学之思(专题讨论)

《少女杜拉的故事》是弗洛伊德的首个经典案例研究，在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强调了精神分析所具有的独特的解释学地位。但是有些解释分析师以无意识的材料作为判断，他们不仅是一个外部观察者、评论者或精神分析文本的“认识主体”，也是文本的共同作者。类似杜拉这样的患者通过治疗获得的新身份并不是其自我创造的。在这一点上，认识论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

哲学家及其政治责任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自古希腊始就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背景。本文以职业主义的视角讨论哲学家的政治责任问题。哲学家不应因其所谓的"牛虻"功能而免于或者承担更轻的政治责任,相反,哲学家因其享有的特权地位而负有角色责任,这种角色责任要求哲学家不得辜负公众合理的信任期待。探索智慧的特殊任务不能减轻哲学家的政治责任,相反,其具备的职业能力和经验,使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对其作品所可能造成的政治伤害承担高于常人的政治责任,而政治责任一般并不会阻碍哲学家对智慧的探索,哲学家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其研究和发表。作为群体的哲学家们负有阻止其成员滥用哲学的共同责任,哲学职业群体的领导者和那些顶尖哲学家们更是如此。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把资本主义仅看作一种经济制度,而把社会主义仅看作是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制度,这种狭隘的观点应当被抛弃。我们应该拓宽视野,从"跨域"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既要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还要关注使生产成为可能的那些"非经济"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系列非经济的不公正、危机趋势和不自由的制度化形式等问题。21世纪的社会主义要想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就需要从制度界限、社会剩余以及市场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重新思考。

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与吕克·博尔坦斯基和阿诺德·埃斯科雷商榷

博尔坦斯基和埃斯科雷试图通过建构定价语用学来分析资本主义。他们提出三种价值形式，即标准形式、资产形式、收藏形式，分别对应工业、金融和奢华三个经济行业，并强调了奢华经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希望借此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代表了分析资本主义的一种新视角，揭示了奢华经济定价和剥削的真相。但是，他们用价值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的总体概念，高估了奢华经济的重要性，影响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力度。我们应将奢华经济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将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整合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加强对各行业之间关系的分析，尤其加强对金融经济的分析，从而更好地实现批判资本主义、阐明社会变革运动发展前景的目标。

论正义:来自柏拉图、罗尔斯和石黑一雄的启示

本文由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哲学与政治学系南茜·弗雷泽（NancyFraser）教授直接供稿，曾刊发于英国《新左翼评论》2012年3／4月号（第74期）。作为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批判理论在美国公认的主要代表以及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雷泽重新思考了柏拉图和罗尔斯的正义观，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借助日本作家石黑一雄对克隆人悲惨命运的描述，对不公正进行了具象性分析。文章略有删节。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

作者用阐明"承认"问题的正义理论框架,对第二波女性主义(SWF)40年发展史进行批判总结和未来预测,说明SWF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分析性别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清晰的维度。她首先说明,SWF起源于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运动内部,是对战后时期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激进挑战。其次指出女性主义的某些理想和后福特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的要求之间令人困惑的趋同性,称SWF无意中为"新资本主义精神"补充了一个关键因素。最后,她试图对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美国当前政治重组背景下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认为这可能标志着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起点,具有复兴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

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这一表述曾被威廉·詹姆斯的学生霍勒斯·卡伦广泛传播。通过与将美国视为"熔炉"的观点进行类比,卡伦试图阐述文化多元主义的特征。本文对多元主义之意义的探讨正是在这一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语境中充分强调了詹姆斯的多元主义理论。文章剖析了兰道夫·伯恩和阿兰·洛克研究文化多元主义的成果,并得出如下结论:在全球背景下,一个尊重差异并因此而丰富多彩的民主社会与当代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