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域下邹韬奋的社会交往活动研究

对文化名人进行研究时,发掘分析其社会交往活动,对理解其思想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结合“场域”、社会资本等视角,重点考察了邹韬奋的社会交往活动,即邹韬奋与胡适、鲁迅等著名文化人的交往,邹韬奋与救国会“七君子”中其他人物在特殊场域中的交往,邹韬奋与胡愈之等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邹韬奋与一般读者的交往等,旨在于历史语境和社会网络中更好地理解和评价邹韬奋的人格思想发展脉络及其文化成就。

传媒广告与导购效果——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的方式及有机构成 这次消费者调查于1993年8月至9月底进行。采用随机抽样调查与分类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二者之比大约为5:1,以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和一定的涵盖面,使调查所得的各类数据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打击假新闻的研究议程与行动方针(编译)

2017年5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发布《打击假新闻:研究议程与行动方针》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当前媒体生态系统中错误信息的传播状态;第二部分概览了关于假新闻的心理学与社会系统传播的研究;第三部分讨论了学术界针对假新闻可以采取的三种行动方针;最后预测了将来可能会提高我们处理错误信息能力的研究领域。

“传记式批评”实践中作者学术素养欠缺等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均繁荣发展的景象,同时对著名作家的“传记式批评”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在传记写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有传记作者的学养不足而导致“传记式批评”的质量不理想等。本文从作者对传主所从事的各个领域缺乏深入了解,对传主综合把握不够;作者政治理论素养及史学功底欠缺,使传记的准确性大打折扣;作者文学理论及素养不足,难以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及文化成就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力图推进“传记式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惊讶、恐惧与工具箱: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的多重社会技术想象

本文将国际传播作为研究社会技术想象的一个中观视角,分析讨论了多元行动者对人工智能的多重社会技术想象。研究发现在国际传播中,对人工智能存在正-反乌托邦与工具箱的想象,这些技术惊讶论、渗透适应论与有机建设论又会作用于国际传播的创新再生产,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并形塑社会技术议程。

在新闻室做田野:作为方法的新闻民族志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闻民族志成为新闻研究中常用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透过这种方法所揭示的新闻生产的“秘密”至今仍是我们理解新闻知识的主要来源。数字技术正在深入影响新闻业，在此背景下，这种研究方法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仍有其充分的价值所在。只是，在方法实践层面上，不同路径和不同环节都需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环境抗争报道的新闻范式研究——以三起邻避冲突事件为例

本文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三起邻避冲突事件为例,分析媒体对抗议者与抗议对象的文本呈现与报道策略后认为,媒体在报道抗争行动时存在一种抗争新闻范式,具体表现在新闻框架、消息来源与报道倾向三个方面。

实践视阈下的新闻创新——基于上海A网站新闻生产的个案研究

以发布原创内容为主要特征的新闻客户端和新闻网站的大量上线是当前中国新闻业出现的一种新闻创新。本文考察了一个新闻网站创新失败的案例,在细致展现网站的日常新闻生产的基础上分析了创新失败的原因。这一案例表明,新闻创新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失败更有可能是常态,但在不断的试错中才蕴藏着更多成功的机会。

20世纪早期的新媒介:韦伯对商业报纸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新媒介研究成为当下各学科的热点所在,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功能,而对新媒介的提问方式和思考路径的选择,是研究的根本起点。本文选取对传播学学科有重要影响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20世纪初作为"新媒介"的私人商业报纸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为对象,结合马克思与韦伯的国家政治理论学说框架,发掘出内置于韦伯研究中的"文化"线索,厘清韦伯与哈贝马斯等关于媒介之"公共领域"功能的不同观点,对韦伯的媒介社会学研究进行系统考察,并分析其在研究方法上相对于同时代人的重要超越,即如何把抽象的文化概念落实分解为可操作的经验性研究步骤,这些将对今天的研究带来重要启发。

“元新闻话语”视阈下媒介对记者角色的建构——基于稿源新闻网站记者节社论的研究

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塑造了新的传播环境,催生了新的传播模式,促使传统媒体走上融合转型之路。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在记者节发表的社论,是媒体对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集中表达。本文以这些社论为研究对象,采用编码和文本分析方法,结合元新闻话语理论和新闻认识论,围绕记者角色和新闻文本的媒介隐喻、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边界工作的话语呈现、记者职业伦理等,研究传统媒体对记者身份、角色的建构,探析媒体自我认知在新传播环境下的坚守与嬗变。

新闻行业的变革与新闻研究的勃兴

作为学科的新闻研究 当前新闻业进入变革转型期，对新闻业展开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学术界将这种主要研究新闻（news）和新闻业（journalism）的学科命名为新闻研究，这个相对较新的“标签”出现至今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却已经成为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

谈谈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

(一) 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时,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党性?什么是人民性?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策略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功地运用新闻宣传扩大了影响,打击了敌人,赢得了群众,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党关于新闻宣传的策略思想做一初步探讨,就教于诸位学者先生.一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其组织机构中担任一些要职.为了指导这些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2月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及启示

一、引言当前,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中外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建构何以影响到他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1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塑造者,有能力设置公共议程,选择公共话语的阐释框架,影响国际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然而,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已然成为全球公众获取信息与知识、参与公共讨论、建构公共话语的新传播场域。人们不仅直接从新闻网站、

AI如何做新闻:基于全球106个案例的分析(2017-2022)

本文依托m Ak Ingnews案例库对2017—2022约5年间全球106个AI做新闻的案例进行时空分布、采纳主体、技术应用三个层次的分析。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AI做新闻的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欧美地区优势明显;传统媒体和通讯社对AI技术的采纳更为积极,但均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应用上;AI做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媒体纠偏,但受数据与模型影响也会引入新的偏见。据此本文讨论了新闻业采纳AI技术做新闻的技术、用户、信息、环境四方面影响因素。

读书与思考——深化新闻学研究的途径

读了刚刚收到的《新闻界》1991年第3期的"刊首寄语":《多读书多思考》,很有同感,禁不住想谈谈自己最近读书的体会,与新闻学研究的同行们交流一下。去年以来,我承担了一部信息交流方面的大型辞书理论部分的编写工作。由于涉及的范围从新闻学狭窄的领域扩大到与信息交流有关的各个学科,我不得不去广泛涉猎许多其他学科理论方面的著作。二十多万字的词条交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