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室建设与学科发展关系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学科发展为例

加强研究室建设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科院的学科建设依托在实体研究部门（研究所、研究室）的基础上,研究室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最基础平台。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金融理论不断更新的趋势下,在既有的资金、人才等客观环境下,加快学科建设,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科体系,促进学科发展是研究室建设的根本任务,而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提高科研水平、促进学术发展是研究所的根本任务。研究室强化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的研究是实现我国构建、完善和发展金融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有效途径。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通过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得出金融发展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特点,金融强国具有主权货币国际化、金融体系完备化、金融服务高效化、金融风险低少化等标志特征。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欧盟金融数据治理:框架、重点与启示

加强金融数据治理,促进金融数据顺畅流动和高效使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经过多年发展,欧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数据治理经验,并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前期,欧盟强调个人数据保护;但在过去的3~4年,数字经济立法更加强调消除数据流动障碍,促进数据共享。目前,欧盟在数据权利界定、权利保护、跨境流动等方面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形成了从欧盟到成员国再到金融业最后到单一金融机构的统一性、垂直性和专业化的金融数据治理体系。我国可学习欧盟经验,加强对国家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以法制建设为核心完善金融数据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金融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机制,加强数据流动应用和价值挖掘,高质量发展数字市场和数字服务,提升数字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建设短板与发展建议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等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我国已建成全球第二大金融体系,已是金融大国,但是距离金融强国要求仍有短板,包括资产扩张驱动发展模式亟待改革、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亟需加强、金融体系国际化水平总体偏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提供能力较弱。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下一步建议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金融监管、夯实基础条件、做强主权货币、扩大金融开放、保障金融稳定。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理论基础、案例分析与政策对比

为解决重大项目融资问题,中国政府于2022年创新性地提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自该工具提出以来,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对其理论基础和实施效果尚未达成共识。为此,本文梳理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相关理论及实施现状,研究发现:从政策定性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在理论上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处于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的结合点,受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支持,依托三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从政策效果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杠杆效应明显,其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结构性货币政策产生综合效应,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市场化程度低、政策不协调和隐性债务风险高等问题。从政策对比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相辅相成,均是地方政府重大项目融资的主要来源,但在偿债主体、收益来源、偿债风险、资金流向、资金撬动倍数和政策协调等六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理论探讨及案例分析,本文从保证政策连续、强化政策协调、设计灵活工具、坚持市场导向和防止明股实债等六方面,提出优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政策建议。

以金融高水平开放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关键一招。本文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高水平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从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三方面详细分析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难点堵点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已形成直接入市和互联互通两种模式,在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要求下,我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应遵循直接入市模式为主、互联互通模式为辅的路径安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有限以及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阻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巩固提升,但其自身的双重特征以及中美关系变化、疫后金融市场萎缩等因素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跨境资本双向流动不断增强,国际收支更加平衡稳健,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行稳致远。最后,本文从深化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加强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提高跨境资本风险应对能力和走好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三个方面为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建设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真正做好金融科技大文章,就必须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系统把握科技金融的丰富内涵和战略目标,并立足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当前科技金融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本文试图对如何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建议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需要与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相结合,建设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先行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以期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

中国养老金融:现状、问题与建议

我国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高度重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养老金融工作。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全面的养老金融体系,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对此,本文从制度建设、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我国养老金融更好地发展。

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面临新挑战

当前,绿色金融被纳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五篇大文章中,也已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在国家“双碳”等战略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同时要看到,绿色金融的发展仍然存在“大而不强”等矛盾,需要重新审视一些基础性、原则性问题。

多学科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研究新进展

从多学科视角梳理了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新进展。研究发现,主流经济学以“理性-均衡”框架为基础强调基于经济基本面和金融贸易联系的传染机制;新近发展起来的叙事经济学强调非理性因素对金融危机传染的影响,初步论证了“经济叙事”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为金融危机传染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经济地理学将“距离”和“空间”概念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中,为验证金融危机的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鉴于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全球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外生冲击推动全球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提出深化研究的进路和方向,包括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积极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冲击,以及探究统筹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有效路径等。

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商业银行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实证检验

技术创新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与商业银行内部研发部门相比,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研发项目具有较强的决策权和事后止损机制,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检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生产经营,但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商业银行的实际影响效果还有待探究。为此,基于我国54家商业银行共10期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两阶段模型检验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成立对商业银行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是硬化技术创新预算约束的直接手段,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自主研发能力和经营效率,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最优选择;现阶段我国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硬化技术创新预算约束的途径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因此,应鼓励并规范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适时引入金融科技子公司牌照管理,促进商业银行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金融开放程度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分析——考虑金融发展质量的门槛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金融开放逐渐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金融开放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质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将探究金融开放程度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并关注金融发展质量的门槛效应,旨在深化金融开放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的理解,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当金融规模门槛值小于0.14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负向作用。当金融规模门槛值高于0.14但低于0.74时,上述负向作用关系略微减弱。金融规模门槛值大于0.74后,金融开放与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转变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当金融效率门槛值低于0.61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当金融效率门槛值大于0.61后,金融开放与服务业结构优化关系并不显著。当金融结构门槛值低于2.14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当金融结构门槛值大于2.14,金融开放与服务业结构优化关系转变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超额商誉抑制

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推动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来上市公司超额商誉带来的巨大商誉泡沫已成为隐藏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金融风险因素,给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和企业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自我规制的治理策略和长期价值追求,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声誉,抑制了企业超额商誉,且股东责任履行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管理层过度自信、审计师来自非四大事务所和被并购方处于业绩承诺期的企业中。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通过抑制超额商誉来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当前应着力优化监管和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充分释放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正向经济效应。

嵌入金融支柱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前沿综述

在我国着力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利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解决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问题,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将金融支柱嵌入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是国际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早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考虑的“金融元素”仅体现为与金融相关的核心变量(如利率、汇率等)动态,而建立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基础上的NOEM-DSGE模型将封闭经济刻画的金融摩擦、金融中介、金融冲击等金融元素推广到开放经济,不仅对国际金融领域一直关注的基础性研究课题作出了新的回应,还对金融危机后涌现的现实经济金融问题给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从模型设定、模型解法、模型匹配微观数据以及跨学科方法的融合等方面进行突破,是未来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持续有效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努力把握金融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不断强化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监管与金融强国:印度金融监管改革的成败与启示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而“健全金融监管机制”是实现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必要保障。近年来,印度提出成为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并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印度金融监管体系发展的历史演变,着重分析了次贷危机后印度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比中国金融监管现状,以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从会议提及的“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金融科技发展”等三个重要方面,探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金融监管完善之路。

面对“不好办”,银行怎么办?——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博士

中国的银行越来越不好办了。这不仅是银行人自己的切身感受，也是研究中国银行问题的专家们的深刻体会。

非实体研究中心建设与学科发展关系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学科发展为例

由于非实体研究中心机制灵活、管理开放的特点,近年来在中国社科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力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建设。文章结合中国社科院有关规定,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关要求,在归纳分析了非实体研究中心的职能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以中国社科院金融学科建设的主要研究单位———金融研究所为例,系统分析非实体研究中心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并对今后中国社科院非实体研究中心的发展提出建议。

金融审计功能拓展:加强社会监督和控制金融风险

本文分析了金融企业的特殊性与社会监督的重要性,探讨在现有财政投融资体制和特殊的银行制度下,地方政府过度信贷举债的风险问题,提出金融审计应当而且能够在金融监管和控制金融风险发挥积极作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经伟 从“全岛同城化”到“超级国家公园”

提起海南,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全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沈小岑演唱了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一夜之间风靡全国大街小巷,这或许是海南岛最早的一次"出圈"。如今,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面开花,在新一轮改革中,海南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打造生态环境一流的自由贸易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