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视角下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矫正工作的实践难点及破解路径——兼论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之间的协作

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特殊群体,具有身患疾病多、毒瘾戒断难、再犯风险高、社会排斥大等特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我国现行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并未专门规定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及特别的矫正措施,社区矫正制度与不同戒毒模式之间存在适用界限,加之现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及戒毒专业知识不足,导致实践中矫正此类群体工作难度大,增加了监管压力与社会风险。立法机关适时完善法律规范,增加针对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条款及相应的矫正措施,为矫正特殊群体提供指导与保障;同时,从一体化视角出发,社区矫正机构整合不同戒毒模式的优势资源,促进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间的协作,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与刑事执行效果。

治本安全观统领下的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研究——以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治本安全观是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指引,是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追求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迫切需要。治本安全观的核心是把“不跑人”的底线安全教育转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修心安全教育。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志愿者数量不够、素质有待提高、工作方法不多、措施不够、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教育不聚焦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围绕治本安全观需要,在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背景下,提出了加强大学生志愿者的素养指导、校地双方通力配合完善机制等措施,推进治本安全观统领下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机构刑事执行权探究

社区矫正机构行使刑事执行权的行为包含监管、教育、帮扶以及不得已时的惩戒,本质上是司法行政权。本文旨在通过阐释社区矫正机构发展历程、分析社区矫正机构履职行为性质来厘清社区矫正机构的刑事执行权,在此基础上探寻重新配置社区矫正机构刑事执行权的路径,期冀对刑事执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裨益。

对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思考

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三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更主要的任务应在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刑罚改革提供思路。目前,在试点中管理机构由公安机关向司法行政机关转变出现的“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的模式,相对以前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已经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必将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

试论社区矫正的目的

明确社区矫正的目的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可以避免方向的迷失。社区矫正作为社区的刑罚执行,与刑罚的目的应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社区矫正的目的具有层次性,直接目的是兼具惩罚和改造罪犯;第二层次是一般威慑、特殊威慑、安抚被害、转变观念;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和保护公众。

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社区矫正协同发展的价值、实践与保障

社区矫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治理特殊社会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社区矫正协同发展是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大局,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创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现实需要。京津冀社区矫正协同发展面临协作意识不到位,工作制度不统一,信息沟不顺畅,平等对待不充分难题,需要三地司法行政机关及相关部门提升协作意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互,开展联合督查,向协作互动常态化、协助管理制度化、教育矫正协作化、协商合议平等化方向发展,推动京津冀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

论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原则——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立法理念为视角

社区矫正立法具有紧迫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匆忙立法,需要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立法理念为指导,坚持科学民主立法、条件成熟立法、粗细适宜立法、远近结合立法的原则。

论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发展创新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于2020年7月1日起实施,该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对社区罪犯管理的专门法律,将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比较全面的法律依据。在宣传和贯彻该法的同时,法学工作者有必要关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发展创新空间。在立法起点方面需要考虑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比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考虑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配套改革;根据依法立法的原则,要确保《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原则与《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保持一致;根据实践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加强社区矫正的组织保障,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执法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立法评析及完善对策

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区参与主体在参与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具有可模仿性的结构形态。我国应构建和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模式以取代现行“2+N”参与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既有亮点,也有不足,应从若干方面进行完善。

社区矫正新闻报道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新闻报道概述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人员依法实行社区矫正。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人员总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随之带来的是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从2011年的98．6万增长至2014年的223．7万。

校局共建视角下高校社区矫正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行刑社会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社区矫正工作推进迅速,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人才却相对匮乏。高校与司法局合作共建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应根据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人才的实际需要情况,调整、完善社区矫正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

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

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RNR视域下我国社区矫正分管分教制度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分管分教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制度,主要体现为分级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在《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后,各地对此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以RNR矫正原则为视角,进一步探讨是谁需要矫正、应该矫正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矫正三个问题,重新审视分管分教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分管分教制度中,依然存在分类标准不够清晰、分管分教缺少针对性、分类方法较为粗糙等问题。应分别从理念、制度、队伍、工具、评估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社区矫正职业技能培训的机制构建论

针对有关社区矫正人员而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应坚持全面统筹原则、多元参与原则和多重需求性原则。基于此,其目前存在宏观层面上政府统筹参与不足,中观层面上企业、培训职业学校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而导致培训与就业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微观层面上培训人员的参培意识不足而很难达到培训目标等问题。对此,应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宏观层面,坚持全面统筹原则,建立健全多样化的政府统筹机制;中观层面,坚持多元参与原则,建立社区矫正中途住所培训实施中心;微观层面,坚持多重需求原则,关注培训对象的多重需求,建立健全培训目标的分层机制。

“社区矫正立法、理论与实务”论坛在宜宾学院举行

2018年11月1日至3日,“社区矫正立法、理论与实务”论坛在宜宾学院举行。来自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西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医科大大学、四川理工学院、四川文理学院、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宜宾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宜宾市公检法司系统实务人员,以及扬州市珍艾社工工作事务所、成都市青羊区泰常矫正事务所等社工组织共计160余人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宜宾学院、中共宜宾市委政法委员会、宜宾市司法局、宜宾市法学会主办,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区矫正研究中心具体承办,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四川富绅律师事务所、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协办。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基于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纠纷已成为一种多发性社会矛盾。从我国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行政调解作为环境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有着接受度高、程序简化、专业优势强等优点。在分析现行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存在的若干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立法使之制度化、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加强人员配置、完善调解程序等建议。

试论参与主体在矫正小组中的角色定位及法律责任

矫正小组是社区矫正中的参与主体参与社区矫正的主要平台。社区矫正中的参与主体可以在矫正小组中扮演矫正监督人、矫正担保人、矫正责任人、矫正协同人等不同角色并承担不同职责。我国社区矫正可以在借鉴国外样本、浙江“枫桥模式”的基础上,明确矫正小组各成员的参与角色及其法律责任,建议将《社区矫正法》第25条第1款修改为:“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矫正小组成员中应当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监督人、矫正担保人、矫正责任人和矫正协同人等角色定位,以及没有履行相应职责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大学生志愿者视角下社区矫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大学生自我成长。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教育断层,缺乏连续性;帮扶教育聚焦不准,缺乏针对性;教育工作协同性不够,缺乏有效机制等不足。为了做好此项工作,高校需要在校内教育教学活动中对接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针对性地提升大学生志愿者的相关素养,提高他们参与社区矫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和积极性。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法若干问题探讨

社区矫正法虽然规范了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合理规定相关的内容,包括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清楚确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称谓,明确规定警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对社区矫正机构做出恰当的规定,完善委托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制度。

《社区矫正法》视域下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系统的调查研究

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而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弱是影响矫正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调研,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系统现状做多维度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真实情况,而且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