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下)

21世纪以来,顺应“全球化”及国际社会文化发展的大潮,中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作为中国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和国民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部分人类学家也以多种路径参与了这场“运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在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中国人类学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基本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涉及中国文化遗产的海内外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述评发现,海内外人类学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及相关保护事业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各自田野工作的现场实践而形成,其对于文化遗产行政和国家的文化政策具有文化批评和异议申述的重要价值。

“物质性”:人类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人类学领域以物质文化为对象进行调查和研究有着一定的历史,因此“物质性”这一用语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但是将其问题化,乃至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探讨,相对来说是比较新近的事。并且,这些以“物质性”为中心开展的研究,也不同于以往那些由对博物学的关心发展而来的物质文化研究。为此,文章主要围绕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美术史学,对近些年与“物质性”相关的一些研究做出述评,进而倡议借由此词来拓宽人类学界的研究。

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及创新

中国民族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范式。其中,“族别研究范式”主要是指以“民族”(或族群)为单位、为框架去归纳、整理和描述相关社会文化的事实、现象及研究素材的路径,它是把“民族”视为基本的对象单元的研究范式;“族际研究范式”则主要是指超越“民族”(或族群)的框架与单元,注重多民族共生互动关系的研究路径,它是以多民族的社区或地域为田野研究的对象,关注人与文化的越境、互渗、共享、交流等基本的社会事实与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族别研究范式”和“族际研究范式”对于中国民族学而言,应该说是各有贡献,各有长短,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相互补益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接纳、整合及超越,费孝通在其著名的“多元一体”理论中,事实上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亦即“多元一体”的研究范式,并由此实现了对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换代。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几种基本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地梳理,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民族学形成更为科学的民族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