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高新区:创新驱动引领 奋发崛起如虹

“‘3820’战略工程是我们的‘福州梦’。”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伦如是说道。福州高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部署、推动设立的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高科技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福州市产业结构调整,振兴福州经济的希望所在,福州高新区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福州城区内河主要野生鱼类体内抗菌药物残留调查与分析

目的:为更好评价福州内河治理后的生态环境,在福州城区内河首次开展主要野生鱼体内6类抗菌药物残留调查。方法:以光明港、晋安河、白马河和凤坂河等4条福州主要内河水系为调查对象,共布设11个调查站位;并分别于2021年12月和2022年6月共采集27份样品,参照GB/T 22955-2008、GB/T 20762-2006等标准方法进行检测。调查结论:福州城区内河生态环境未受大部分常用抗菌药物污染,总体情况良好。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文机场的语言景观构建研究——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为例

随着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进程的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民用机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阶段。机场语言景观,兼具传达机场公共空间的信息功能和反映机场及城市文化的象征功能,同时还具有融合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功能。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采取弥补空间布局短板、提升服务流程便捷性,抓住旅客视觉接触点、凸显“福”主题,推进福州空港文化长廊建设、讲好福州故事,多维度联动、延伸人文机场影响力等措施构建人文机场的语言景观,也为其他机场文化建设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比较视野下的福州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研究

“十四五”期间福州市提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旅游目的地建设是系统工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以发展旅游业、满足游客需要为目标,由旅游吸引物、相关旅游接待产业、公共服务等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六个城市为福州的比较对象,对福州旅游业发展实力进行测算与比较,结果显示福州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尚有较大差距。今后福州应重点加强旅游吸引物、好客氛围、基础设施、品牌营销等领域的建设工作。

遗产化视角下的福州古厝保护与活化研究——兼论《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改造设计技术导则》的价值与局限

文章对福州古厝建筑遗产的类型构成、分类保护与活化原则、方法、模式进行介绍,指出《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改造设计技术导则》是对《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的全面借鉴。基于遗产化的视角,指出由于建筑遗产类型内涵与边界不清,导致对部分类型的福州古厝过度保护,并尝试通过对导则的修订、保护框架的建构,达到科学分类保护的目的,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基础。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搭便车”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福州茉莉花茶为例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一种集体权力,对特定区域内成员有使用上的非排他性,特定区域外的成员有使用上的排他性,但由于难以监管,使特定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企业和农户极易“搭便车”。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导致农产品市场混乱、农产品声誉贬损和消费者与生产者利益受损等潜在问题,需要引起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高度重视,并协同多方主体来共同治理。

福州市海洋产业发展研究

福州市立于东海之滨,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台湾海峡)相望,自古以来就是“海丝”沿线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1994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履职期间,就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特别强调福建要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这给福州市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遵循。本文对福州市海洋产业发展基础和环境进行了梳理,对其发展现状展开深入探究,发现目前福州市海洋产业发展依然存在海洋产业结构布局有待优化、传统海洋产业粗放发展模式尚未完全改变以及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仍不充分的问题。结合福州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为推动福州海洋产业更加高效发展,本文建议加快转变传统海洋渔业发展模式、促进临港工业集群化水平提高、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深水大港、推进滨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

福州方言“鸭蛋”的文化语义阐释

福州方言是闽方言中闽东方言的代表,以其保留了较多古汉语中的发音、词汇和用法为特色。鸭蛋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食物,鸭蛋不仅因其营养价值高,更因其在福州方言中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语义而被福州人所喜爱。“鸭蛋”在福州方言中常说为“鸭卵”,既保留古音的特点,又谐音“压乱”的意义。将鸭蛋与时下备受关注的“福文化”相结合,推动本土“福文化”转型升级,加快“福文化”建设,助力打造文化强省。通过探讨福州方言“鸭蛋”文化语义的来源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用呈现,可以品味多彩的福州方言文化。

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的福州市公园绿地主客观可达性研究

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于提升民生福祉、环境公平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综合考虑公园绿地的主观和客观供给能力,基于公园绿地规模、网络好评度、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等数据,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度了居民单一出行及多交通出行模式下福州市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可达性,得出以下结论:(1)同一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的主客观可达性差异大,客观可达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区,而主观可达性的高值区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2)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主观和客观可达性也存在差异,步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低于驾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可达性,综合出行模式的可达性分布与驾车可达性分布相似,尚未形成公共交通主导的公园绿地发展模式;(3)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平衡的县域少,供需不平衡的县域多,高人口密度县域存在公园绿地供给小于需求问题,非中心城区县域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比普遍较低;(4)步行、驾车、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的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仅三坊七巷和福州市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超过70%的公园绿地属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类型。本研究不仅关注公园绿地的空间可达性,也基于人的感受对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加以测度,为可达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福州市公园绿地资源配置和存量绿地的质量提升提供建议。

多元数据支持下福州市乡村风景道选线规划研究

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风景道对于推动交旅融合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区域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为乡村风景道的规划与构建提供重要支持和机遇。以福州市路网数据、自驾游客数字足迹点和158个乡村旅游地数据为基础,利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分析等Arc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叠加分析,筛选出乡村风景道节点;结合福州市多元数据,从5个维度构建乡村风景道选线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绘制选线适宜区;通过综合分析提出福州市乡村风景道规划方案与具体发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福州市乡村区域共筛选出20个乡村风景道节点;2)福州市乡村风景道选线适宜区以福州市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为核心区,呈现出由核心区向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区域梯度递减的趋势;3)根据乡村风景道节点和乡村风景道选线适宜性空间分布,最终构建形成“三主二副三支”纵横交错的福州市乡村风景道网络布局。基于多元数据的福州市乡村风景道选线研究对于市域乡村风景道的构建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致重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致重症的危险因素,为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检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选取发病日期为2023年1月1日-6月30日,现住址为福州市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4081例,调查并分析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既往病史等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重症患者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组4081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中,重症组671例,非重症组3410例。重症组的男性比例、年龄、现住址为社区的比例均高于非重症组,接种疫苗比例低于非重症组(59.02%vs.8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方面,重症组为(7.27±4.85)d,长于非重症组的(4.37±2.54)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07,P=0.001)。重症组首发症状为发热及呼吸困难/气促的比例高于非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的慢性肺部疾病史及心脑血管疾病史比例高于非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大、现住址归属为社区、未接种疫苗、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长、首发症状为发热、呼吸困难/气促、慢性肺部疾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是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危险因素。重症组的治愈时间长于非重症组(P<0.001)。结论性别、年龄、现住址归属、接种疫苗、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发热、呼吸困难/气促、慢性肺部疾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是导致重症的危险因素。

福州十邑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变更数据和2022年吉林一号高分遥感影像,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对福州十邑地区的195个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福州十邑传统村落聚落规模空间分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冷热点差异,研究区北部乡村聚落规模最大,南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聚落规模最小;(2)传统村落聚落在形态上可以划分为团块型、条带型、散点型和团簇型4种类型,其中团块型村落的数量最多,条带型数量最少,不同类型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指数差异较大,且分布数量和规模与不同的地貌之间关系紧密;(3)传统村落聚落在空间上主要沿着十邑西部边缘地区大致呈C字型分布,表明古田、屏南、永泰和闽清4县的传统村落是历史上以福州城为中心的乡村地域的重要组成部分;(4)福州十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到高程、河流、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行政中心的影响较为明显,海拔越高、距河流越近的传统村落数量和规模越大,距离道路和行政中心越远、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越低的传统村落数量和规模越大。

对外传播中的福州城市形象话语建构——以“十三五”期间China Daily报道为例

以“十三五”期间China Daily有关福州的报道为语料,以文化话语研究为理论框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形式三个方面探讨福州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发现,总体上China Daily对外塑造了一个积极的福州城市形象,其中以文化形象最受关注。此外,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样本媒体进一步传递了普通民众的声音,更多使用人物通讯的报道形式,从而更有效地对外讲述了福州故事、中国故事。本研究对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具有现实意义。

老城区文化空间系统耦合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二环内老城区为例

以福州市二环内老城区为研究对象,将其文化空间分为布局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景观文化和市民文化五类,总结其数量特征,分析分布特征发现,文化空间总体布局呈现“中轴线聚集+两条次轴+分散点”的特点;研究分级特征发现,重要文化载体以历史街区和历史风貌区为主,较为重要文化载体呈“传统文化发展轴+湖滨-湖东路轴线”分布,一般文化载体和普通文化载体呈“水系带状分布+零散分布”分布。研究表明,文化空间和古城格局、蓝绿系统、道路系统呈现系统性耦合关系。

福州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种子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被列为国家战略资源,在农作物生产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福州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情况、种质资源利用情况进行总结,剖析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促进福州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福州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暴露前预防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了解男男性行为(menwhohavesexwithmen,MSM)人群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PrEP服务提供相关依据。方法于2022年4—6月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由社会组织在浴池、酒吧、网络招募自愿参与调查的MSM者,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MSM人群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PrEP的需求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福州市MSM人群对于PrEP需求度为73.34%。学历越高的MSM者HIV PrEP需求越高、未婚/离异/丧偶的MSM者HIV PrEP需求高于已婚/同居的、每次发生MSM都使用安全套的HIV PrEP需求高于有时使用和从未使用的、同性恋的MSM者HIV PrEP需求高于其他、最近一个男性性伴的AIDS检测结果为阴性HIV PrEP需求高于阳性或不清楚感染状况、未使用新型毒品的MSM者HIV PrEP需求高于有使用过新型毒品的、最近1年有进行HIV检测的MSM者HIV PrEP需求高于未检测过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新型毒品的使用与被调查人的学历是福州市MSM人群PrEP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加大PrEP预防效果宣传,针对学历低、已婚、无检测意识、使用过新型毒品的MSM人群开展专项教育,提高MSM人群对PrEP使用信心,充分认识PrEP对预防AIDS感染效果及其副作用。

基于“三生空间”的福州市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按照“生产—生活—生态”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了2000—2020年间福州市“三生空间”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福州市“三生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一致,生态空间分布最广泛呈缩减趋势,生活空间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呈扩张趋势,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福州主城区和东部地区呈先减后增趋势。(2)“三生空间”的转换以生态空间的转出、生活空间的转入为主,转入量和转出量并不平衡,转换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福州主城区和东部地区,其他地区转换较为零散。(3)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退化趋势并存,但两者发生区域在空间上并不重叠,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显著,高值区主要位于永泰县,低值区集中于主城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主要以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转为林地生态用地为主,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转为工矿生产用地则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福州城市绿地冬季鸟类多样性分析

福州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通道上,探究福州城市绿地冬季鸟类的种类、数量、群落结构、多样性的特点及差异,可以为福州冬季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2021—2023年1月、2月,采用样线法、样点法对福州市7个城市绿地冬季的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通过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Simpson优势度指数(λ)和SΦrensen相似性系数(C_(S))分别计算鸟类群落的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并采用BAS法对β多样性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记录到鸟类有18目54科197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有3,25种;古北界90种,东洋界72种,广布种38种;留鸟87种,夏候鸟10种,冬候鸟91种,旅鸟6种,迷鸟3种。2)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最高的城市绿地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H′=3.928),最低的为乌山历史风貌区(H′=2.914);Pielou均匀度指数(J)最高的城市绿地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J=0.871),最低的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公园(J=0.709);Simpson优势度指数(λ)最高的城市绿地为乌山历史风貌区(λ=0.088),最低的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λ=0.026)。3)各城市绿地间β多样性周转组分(β_(sim)=0.278)高于嵌套组分(β_(sne)=0.242)。福州冬季水鸟种类丰富、数量较多,邻近水体的城市绿地的鸟类多样性高于远离水体的城市绿地。7个城市绿地具有整体保护价值,保护不分优先级。

福州市智慧水利建设实践与思考

智慧水利是创新理念、新型技术与水利业务的有机融合和深度应用。近年,福州市将智慧水利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借鉴国内先进做法,结合水利工作实际需求,利用“数字福州”建设成果,统筹规划,分期实施,探索出“集约化+数字化+智能化”模式,为水利信息化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以福州市智慧水利(一期)建设为例,阐述主要建设内容,分析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实际业务需求,提出提升和完善建议。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存在问题及优化建议——以福州市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2019年重新修订,明确为公共利益需要组织的成片开发建设用地可依法实施征收。结合福州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实践,对方案编制过程中的公益性比例、用地规模设定、方案调整、规划实施、编制质量等五大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分类设定公益性比例、灵活确定开发面积、细化规则管控、规划先行确保可实施性和合理引导方案编制等优化建议,以更好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项目落地提供用地要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