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之检讨

纵观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历程,其主要呈现出三大研究范式:治道范式;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范式;王权主义范式。实际上,这些范式是近代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彰显。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无法跳脱其当下性,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构必须在当下问题意识与传统语境主义还原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时情形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上述所言之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检讨其作为单一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重整其研究范式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得以切实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意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

文明意识在“我者”与“他者”的历史比较中呈现,进而形塑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价值结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意识的生成主要在中华文明主体性发展、文明意识的历史性涌现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特质等维度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接续了中华文明普遍性重建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具有人类文明的理论视野与经世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主要体现在:一是由特殊性实现普遍性的实践方法论,成为重要方法论原则;二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价值目的论,言说其终极旨趣。作为普遍性叙事话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秩序的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文化省思

3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有效推进。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来说,我们无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鉴于此,以一种宏观的文化视域,观照近代以降中国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历史理据与实践经验,以及简要探讨了当下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存在的文化张力问题。

中国近现代唯识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会通研究

中国近现代涌现出研习唯识学的思潮,唯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时代相遇了。如何在互动之中寻求其共通点,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于是,唯识学研究者们试图从"唯识论与唯物论"、"转依说与实践观"、"唯识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三对范畴层面,做出唯识学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种种努力。其融通提供了一种视角新颖的诠解方式,体现了唯识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意义,也反映了哲学具有共性价值之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实践之关系简论

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些阻滞中国继续向前发展的社会文化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角度来论析近代以来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何以可能,及其当下所遭遇的挑战。

论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实践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中国,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中国化实践的文化思想史。有鉴于此,本文以一种宏观的文化视域,观照近代以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理据与实践经验,以及简略探讨了当下其所存在的文化内在张力问题。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秩序转型的三重进路——基于思想史的分析视角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秩序转型是一个富于现实意义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时代”特质的彰显,应体现在其价值秩序的转型与重构上。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之转型大体可从其文化价值秩序、社会政治价值秩序以及发展方法论价值视界等方面呈现,并由此获致其理论的自洽性。这一理论的自洽性通过以下思想进路加以呈示其一是从文化自觉的呈示开始,进而彰显文化自信,重新贞定中国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秩序;其二是在“平等”与“自由”的双重维度中,重建新时代的社会政治价值秩序,呈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应然向度;其三是重塑新时代之发展方法论的价值视界,从而达致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天下”与“国家”——论历史维度中儒家政治思想形塑的两个向度

从历史维度看,在由以"分封制"为治理主导到以"郡县制"为核心规范的时间长程中,儒家政治思想之特质在于实"天下"而虚"国家"。"天下"政治理念为其核心,而"普世主义"文明之推展亦成为其主要关怀所在。近代以降,"天下"政治从观念到制度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而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则迅疾张大。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之时,其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安全感的威胁却愈加明显。对于儒家政治的当代理论进路而言,当在重塑"天下"与"国家"。其传统"国家"理念之虚化可由现代"国家"意识来弥补与充实,而"天下"理念却可纾解当代世界政治秩序紊乱之困境。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

从“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到“新天下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特质流衍论略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千年根柢的族群文化与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特质在于富有文化普世主义意识的"天下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所具有的传统"天下主义"文明秩序逐渐为受西方影响所致的"民族国家"范型所掩蔽。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却因其所具应激性的特征而常常为"爱国主义"所表达。中国民族主义建构的未来前景却在于对传统普世性文明建构方略的回归抑或创造性转化。而近年来为学人所倡导的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新天下主义"方案或可值得期待。

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看儒家公共性思想意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乃儒家义利之辨的经典言说。历代儒者对此皆有诠释。大体来说,其诠释进路有两种:先秦及汉儒进路与宋明儒进路,前者重“位”,后者重“德”。实际上,该言说蕴含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整全性逻辑结构,故而主张“位”“德”共在。因为言位不言德,失却王道政治之内在德性依凭;言德不言位,无法凸显儒者经世之命意。它不仅是对“修己”之君子德性伦理规范的宣示,而且是对“安百姓”之君子政治的治理技艺原则的强调。儒家对于“义利”关系,大多不作截然对立的理解,而是倾向于义利兼顾,抑或义利合一。在宋明理学的言述中,义利虽有对立意味,但其有特定语境在:在纯然以德性定义“君子”“小人”的基础上,将义利关系转换为公私关系,亦即是天理(公义)与人欲(私利)关系,表现出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理论意向。其终极目的则在于建构理想的公共社会政治秩序。儒家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理学与经学之间——黄道周阴阳五行思想简论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面对是时理学的衰微,心学的狂荡,以及政局的纷乱,他以汉儒经学来反思与纠弊。《洪范》中的阴阳五行说颇为其所推重,在他看来,儒家性命之学与阴阳五行思想在天人相应中得以交合融汇;政治秩序与理想道德的重建与和谐在阴阳五行说中找到重新诠释的思想资源。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正本清源 返本开新——吕澂唯识学思想路径探踪

吕澂先生治佛学的旨趣归宗于法相唯识,其唯识学思想路径概括为八个字,即: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正学",反映了吕澂从"教理行证"的范畴论出发,在唯识学视域下对佛学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判别、剖析辨明。"清源",揭示了吕澂探究唯识学与印度佛学的律动性,他积极搜索出唯识学与小乘佛学、大乘般若学、大乘如来藏学的线索。"返本",探讨了吕澂对唯识学与中国佛学关系的简别,通过"返本还源"的手法,对中国佛学"性觉"说进行批判,并把中国佛学的源头活水统统引到唯识学上来。"开新",强调了吕澂致力于把唯识学义理扩延到佛教人间化的实践中去,是吕氏"转依"、"革新"思维向度的最终聚焦点所在。

唯识学与道学思想关系嬗变的四个历史阶段

唯识学与道学发生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梳理出佛道两家的相互嬗变关系,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来阐述:(1)南北朝唯识学派对道家、道教的借鉴;(2)唐代唯识宗与道教的争论;(3)唐末宋元唯识学与道学的相互吸纳;(4)明清晚近唯识学与道学的进一步融合。唯识学原本是极具印度化色彩的佛学,在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以道学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发生交集、冲突和融合。探讨此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佛道思想文化关系的发展历程。

黄道周孝本思想析论

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为此,他着重从宇宙本体论、理学形上思辨等方面去论证"孝"的思想对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

晚明大儒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的考察

晚明时代,"气质之性"一元论蔚为潮流。而黄道周则提出"性本"论,与之相抗。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建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之上。在黄道周看来,"性"与"气质"乃是截然分判之事,论"性"则应从本体上看其为"常善""至善",实质上属超善恶论,且极力反对王龙溪之"无善无恶"论;至于经验层面中之"恶",乃由后天"习"蔽之所生。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异乎宋明儒学之主流而独标一帜。其在对于晚明社会道德秩序危机所进行的反思中产生,表征了黄道周作为儒者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意向。

黄道周礼学思想论略

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20世纪中国唯识学视域中诸子人性说释义之辨

20世纪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以佛教唯识学释义诸子人性说的学术现象,唯识学者们阐释诸子人性善恶问题时产生了分歧。待辨析处有三:其一,针对孟子性善说,以"我爱"(烦恼心所)抑或"不害"(善心所)释性善;其二,针对荀子性恶说,以"意根"(第七识)抑或"意识"(第六识)释性恶;其三,针对告子性无善恶说,以"异熟识"(第八识阿赖耶识之体)抑或"异熟生"(第八识阿赖耶识之用)释人性善恶。虽然诸家观点不一,但是唯识学存有共法,佛教唯识学的认知体系是有助于调适诸子人性说纷争的一种方法,也是解答人生、社会伦理困惑问题的时代的选择,对于当代社会人性善恶的道德判断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后科举时代江西乡绅群体文化心态与社会功能——以1905—1930年代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废科后的乡绅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基于第一手材料,以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勾勒与分析后科举时代乡绅群体的文化心态与社会功能。其文化心态表现为:对儒家内核传统的抱守,深厚的遗民情结以及群体性的逐渐边缘化;而其社会功能则表现在对方志族谱纂修的执著,与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运作由担当转为退避等方面。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绅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兴衰存亡,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有区域性的甚或更为复杂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