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体制创新研究

21世纪初福建省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创新是福建省实现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与动力源泉。福建省经济结构矛盾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制度创新的不对称与不互补。要解决福建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制障碍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必须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实现非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向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大转化 。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偷懒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及求解

按照“团队生产”理论,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团队成员之一,也存在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和尚”、“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致力于求解“如何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减少国企高管的偷懒行为?”这一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并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一个“最优解”——合理的产权安排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

制度绩效递减规律与我国21世纪初新一轮体制创新研究

21世纪初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再次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如何才能确保我国 2 1世纪初的快速增长 ,本文认为关键在于体制创新。为此 ,本文以制度绩效生命周期与递减规律为理论基础 ,说明要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则必须进行新一轮体制创新 ,并在概括 2 0世纪末我国体制创新的特征基础上 ,提出了 2

重大利益协调视角下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如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是我国践行包容性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构建包容性发展理论基础框架,要从转换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改革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去研究包容性发展中重大利益的协调路径。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析利益协调视域内包容性发展有待解决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目的与目标以及制度保障等基本问题。

市场失灵及其制度矫正的两种经济理论分析

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对市场失灵与治理的理论分析都侧重从制度角度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和治理 ,且有些方面还可以互为补充。但由于这两种理论分析的立场、方法和使命不同 ,其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从对比的角度看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分析问题的哲学基础与方法上的差异 ;(2 )市场失灵类型、表现与实质上的差异 ;(3)市场失灵成因与治理上的差异。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点思考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还有艰巨的完善任务。辩证而历史地看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研究的 ,但我们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 ,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为此 ,本文在理论上综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 ,并在实践上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过去2 0余年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七点建设性建议。

垄断优势、产业控制与跨国公司关系之研究

通过对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剖析 ,论证垄断优势对于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理论上阐明 :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具有内在的强烈的国际化倾向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国际化的产物与组织形式 。

跨国公司产业控制福利经济学分析:理论与现实

把企业国际竞争福利经济学分析引入国家 (民族 )利益这一特殊福利因素后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 ,可以深入分析跨国公司产业控制对我国经济自主权、产业成长。

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制度成因与相关政策选择

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变动与制度结构的大调整。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我国过去实施的非均衡渐进性体制改革模式所产生的制度创新不对称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不互补是其深层制度成因，为此必须在21世纪初实行均衡体制改革模式，努力做到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制度互补，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制障碍，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转换。

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对利益关系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将劳动成果的分配溯源到生产条件的分配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为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国富民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当前 ,对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问题 ,从侧重问题的对立性向同一性转变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加入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中国经济的增长发展世界瞩目,但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为了更理性的理解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文章采用改进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将环境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熵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变迁方式又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部分。文章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发挥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社会系统的外界环境以正熵流或负熵流流向社会系统,调控制度变迁的方向。依据最小熵原理,单独运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都不能有效地阻止系统的熵增。最有效的途径是,使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充分结合,优势互补。

包容性发展水平测量评价的理论探讨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经济增长、机会均等、劣势减少和成果共享的发展。为了实现"民富优先"的发展战略,应该建立以民生福利为核心并有阶层差异的包容性发展测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非均衡改革产生的利益矛盾扭结,问题导向型的指标测评体系建设,应该能够正确反应地方政府的管理绩效。当然,仅仅有绩效测评是不够的,根本的应该将这种绩效考察的原则稳固成规制官员行为的制度,从而引导管理者的行为,进而传导至个人行为偏好,最终实现情境的改进。

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过去30多年间,在单维效率或GDP导向的改革绩效评价标准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速度越来越快,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权力和资本集中,且国家控制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存在不少问题,引致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利益格局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在当前收入分配公平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应该改变单维效率评价体系,形成多维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体系,让市场更多地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更多地专注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应该成为新改革模式的核心部分。与新模式匹配的更公平的分配制度也将使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弱势劳动集团享有更多的改革收益,进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与体制改革的现实思考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应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我们判断一种制度创新是否有绩效,不仅要看它是否有经济效率,还要看它能否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在过去近30年的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在关于体制改革的性质及绩效评价上存在不够全面之缺陷,片面强调体制改革效率功能,有所忽视了体制改革的利益协调与公平导向功能。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我们很有必要在研判现有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对体制改革的性质与绩效评价,作出更为科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

论外在制度创新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外在制度创新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 ,不同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强势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博弈乃至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更适合于分析外在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引起外在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初始条件、核心决策层的偏好与利益、利益集团的构成结构与力量对比、利益集团博弈方式、公共决策形式。

体制改革性质绩效的理论分析与深化改革中实现利益兼容的制度调整

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已成为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甚至可以说是目前深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为此,首先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体制改革的性质与绩效,并依据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提出深化改革中实现利益兼容的制度调整的几个原则。目的是在理论上期望从一个新的视野深化经济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上期望能够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协调好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关系。

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

如何协调企业内部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建立利益兼容基础的效率与财富增长模式,这是企业和谐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以推知: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所有制关系,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基础是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为此,本文通过对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关于企业分配关系及所有权结构理论的评述,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并通过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利益集团互动机制的分析,研究如何通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来协调微观企业机制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这对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提高经济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