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环境规制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实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关键路径。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此外,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及其策略互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而是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只有适度的规制强度才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且这种策略互动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地方政府在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时举棋不定,使得环境规制的实施具有不连贯性,进而导致环境规制及其策略互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出波动性特征。

“无废城市”研究文献与政策文本的可视化分析

固体废弃物有着资源与污染的双重属性,能否有效实现其源头减量、资源回收与处置安全事关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成效好坏,而“无废城市”建设是固废治理的重要导向与有力抓手。文章采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分析学界关于我国“无废城市”的研究关注点与趋势,运用NVivo 11软件对1996-2020年我国发布的主要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分析,厘清“无废城市”提出的发展历程、阶段特征与未来发展趋势,从中发现:研究文献的关注点在于城市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问题,而政策文本的立足点则随着时间推移经历了“资源节约-环境建设-循环利用-绿色技术”的演变趋势。进一步,从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市场体制机制、推动智能化应用培育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我国“无废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②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③“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促进废旧物资回收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应用与“无废城市”建设协同演化机制考察——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与固体废物管理融合发展,对我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为基础,构建数字技术—“无废城市”建设复合系统,通过哈肯模型考查数字技术应用与“无废城市”建设协同演化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无废城市”建设是控制复合系统演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与“无废城市”建设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阻碍复合系统向更高级的结构演化;在2012—2019年样本期间,我国数字技术—“无废城市”建设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改善,但区域协同差异不断扩大并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城市矿产资源化共生网络价值共创影响因素的识别

城市矿产资源化共生网络价值共创是多元节点在多核机制的协调下,基于共同价值主张,为实现网络节点间的互惠共赢而产生的一种复杂适应行为;而系统梳理驱动城市矿产资源化共生网络价值共创的关键影响要素及其作用路径,是提升共生网络价值绩效、实现废弃资源最大程度开发利用的首要前提。立足于共生理论与价值共创理论的耦合性,基于共生网络的子系统提炼出24项指标体系,通过专家问卷调查以获取初始数据,设计出模糊(Fuzzy)-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模糊认知图(FCM)集成模型对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对系统的贡献度进行全面分析和数据仿真,从而识别出核心影响因素并量化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政策以及相关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结果显示:现有共生关系示范带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共生关系持久度、利益相关者协同程度是实现价值共创的核心因素;现有共生关系示范带动对系统贡献度最大,提升共生关系持久度的政策扩散效应最强;此外,共生双方优势互补程度、行业竞争强度以及共生额外效益等因素对于实现价值共创发挥着中介作用。

“城市矿产”资源化利用产业链闭环管理

针对“城市矿产”资源化利用产业链闭环形成,建立“城市矿产”产业链闭环多主体利益协同超网络模型,设定经济参数,分析参与主体行为及均衡条件,探究系统均衡实现条件,运用算例仿真,研究关键因素变化对闭环系统影响。研究发现:(1)回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能增加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收益,通过资源增加比例的对比,进一步发现其还能提升生产企业购买“城市矿产”资源的意愿;(2)消费端产品回收率的提升不一定能促进收益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制于技术能力等制约因素的阻碍;(3)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回收企业主体;(4)要慎重考虑“城市矿产”资源数量规制措施的选择,把握好规制的度。

“城市矿产”循环系统运行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MATEL-AISM-MICMAC集成法

“城市矿产”循环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无废城市”建设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为了系统分析“城市矿产”循环系统运行水平的影响因素,根据“城市矿产”循环系统的特有属性将其划分为物流系统、信息流系统和价值流系统。通过文献识别法确定影响“城市矿产”循环系统运行水平的15个关键因素,并利用DEMATEL-AISM-MICMAC集成法进行交叉验证,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该集成法不仅可以定量揭示不同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程度,区分因素之间的原因度和中心度,而且可以系统分析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层次结构和整体作用关系,直观呈现多级递接结构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效益对“城市矿产”循环系统运行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敏感性也较强。而回收专业知识是影响“城市矿产”循环系统运行水平的根源性因素,由此进一步凸显回收利用主体知识素养的重要性。研究为提高“城市矿产”循环系统的运行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深化和丰富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及影响因素

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SNA)以及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讨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除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福建外,其余省份的垃圾处理碳排放效率均值均小于1,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紧密程度在波动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网络结构呈现较好的可达性和稳定性.东部省份处于空间网络相对中心的位置,在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空间网络中具有较强的主导作用,而中部､西部省份处于边缘位置,发挥着中介和传导作用.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净溢出､净受益､经纪人板块,各板块内部联系较少,板块间联系紧密,并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邻接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科技水平差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结构差异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激励与惩罚: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的主体行为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命题,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顺应这一发展潮流的必然举措。文章将城市居民和垃圾收运企业捆绑在一起视为分类源头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建立双方博弈模型,并将政府规制手段引入模型中,分析不同情况下的演化均衡策略。通过仿真模拟,在政府严格治理下发现奖励和惩罚政策都能推动垃圾分类,但惩罚性政策比激励性政策更为有效。此外,提高企业创收会提升分类效果。最后,针对结果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大城市群雾霾污染影响因素实证对比分析

为比较不同城市群经济因素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文章利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2014—2018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影响并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都会对这三个城市群雾霾污染产生影响。除以上两种影响因素外,京津冀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森林覆盖率,长三角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和能源消耗,珠三角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是能源消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应用探究

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切入点,做好源头分类工作将大大提高垃圾处理效率。政府购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作为改善垃圾分类效果的新渠道,是政府角色再塑造、保障垃圾分类质量、促进垃圾分类精准管理的重要途径。基于典型城市实践案例,文章以资金流与垃圾流为线索,构造政府购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应用模式,围绕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分析模式中存有的问题,从完善顶层设计、加大扶持力度和提升分类技术为切入点,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为政府购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提供新的思路。

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探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会引发诸多社会治理问题。为寻求应对之策,需要先对其逐步演化的条件加以梳理,明晰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通过建立静态与动态演化模型探寻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切入,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应对社会风险模式,针对性地从“化解燃烧物质”“掌控助燃剂”和“剪除导火索”三方面提出从信息共享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协商对话机制等方面来完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协同治理模式,最终推进事件的解决。

电子废弃物回收策略改进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电子废弃物因其数量大、增速快、回收价值与有害物质并存的显著特点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以北京市废弃电视、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和计算机5类主要电子废弃物(“四机一脑”)回收为例,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采用定性因果回路图与定量流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居民选择不同回收渠道的影响因素及因果关系。构建政府、官方制造商、正规回收企业以及社区四大主体合作的回收策略改进模型,动态仿真居民回收行为选择过程,并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得出该策略不仅促进电子废弃物的正规渠道回收,而且实现了合作主体整体利润增加的关键结论。

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结构与影响机制

基于熵权TOPSIS法测度2004~2021年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在全国、东部和中部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西部总体呈上升趋势;②“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网络整体趋于稳定状态;③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处于网络的中心和主导位置;④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属于“净受益”板块,浙江、福建和广东属于“经纪人”板块,其余省份属于“净溢出”板块;⑤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外商投资水平、环境规制、政府干预和人口规模分别对本地或邻近省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各地区“无废城市”建设与协同发展政策的提出提供借鉴.

考虑消费者获利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型分析

为了研究消费者获利水平对电子废弃物最优回收模式的影响,构建了3种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模型,采用博弈论对模型中的各主体变量和利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获利水平对不同回收渠道有不同程度的影响,3种模型中制造商利润、系统总利润和回收率都会随着消费者获利水平的增加而降低。当制造商渠道建设费用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对回收模型选择会受到消费者获利水平的影响,零售商在R模型中的利润是最优的。在3种模型中消费者获利水平都不影响最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建议通过构建三方的价格回收协商机制、建立生产者环境责任制度、应用智能化等技术降低回收成本,以此提高电子废弃物回收水平。

“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脆弱性的机理分析

“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经济价值和环境效益的双重利好,但“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的脆弱性会严重制约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美丽环境建设。因此需要厘清引发“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出现脆弱性的逻辑起点,深度剖析其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的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性。结合“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相互作用方式以及系统反馈模式,可以发现成本效益机理、供需竞争机理、环保导向机理以及自组织机理是引发“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产生脆弱性的重要机理。成本效益机理的根源性决定是否进行“城市矿产”资源回收的行动策略,供需竞争机理凸显市场化作用,环保导向机理强调绿色生产的隐性价值,自组织机理是制度、市场、社会和技术的综合作用结果。对“城市矿产”循环运行系统的脆弱性机理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降低循环运行系统的脆弱性,同时有利于深化和丰富脆弱性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的融合研究。

基于前景理论的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会主义行为防治研究

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中治理企业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影响治污成效,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监管策略来区分及规制市场中不同技术水平的第三方治理企业是当前的重点问题.文章基于前景理论构建出政府与治理企业间的信号博弈模型,通过比较不同的均衡结果探究了甄别不同技术水平治理企业的实现条件,并借助数值模拟探讨了相关参数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设置合理补贴区间与调节伪装成本可对不同层次的第三方治理企业进行有效区分;随技术水平高的第三方治理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增大,政府补贴力度要相应提升,并需同步提高伪装成本;决策主体受风险态度参数影响较大,需尽力稳定主体的风险偏好.最后,针对相应结论给出政府监管策略建议.

城市规模要素对“无废城市”建设水平的影响分析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对城市固废治理所产生的压力亟待判明。立足于“无废城市”建设视角,通过熵权TOPSIS对“无废城市”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福建省2001—2019年各地级市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无废城市”建设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福建省“无废城市”建设水平总体上稳步提升,但区域间差异较大;富裕程度、技术水平有利于促进“无废城市”的建设,而第二产业占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城市规模对“无废城市”建设水平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具有三重显著的区间效应,由此得出城市常住人口为433.91×10^(4)人左右,即为最佳城市规模。因此,应根据地方发展水平、厘清关键影响因素、辨明城市规模层级等方面提高“无废城市”建设水平。

论环境利益的刑法法益化

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保障法律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生态文明时代,刑法理应在环境利益的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刑法是法益保障法,环境利益想要得到刑法的全面保护唯有通过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法益体系之路径,而环境利益的内在属性使得该"法益化"路径成为可能。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已初现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趋势,但离将环境利益确定为独立的刑法法益之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该法益化之进程,应在明确环境利益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处罚方式加以优化,以期刑法能更有效地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环境生态功能,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