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资源与福州旅游:问题与对策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在旅游中具有重要意义。福州作为福建省会城市,长期面海发展,以海为生。这培育了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涵养了福州丰厚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因对海洋文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福州旅游对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和规划不多,宣传和营销不到位,未能形成海洋文化统合福州文化旅游的优势。这制约了福州旅游的特色性发展。在当今旅游蓬勃发展,竞争剧烈的时代,如何开展有特色、差异化的旅游,文化是关键。本文认为福州可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以提升福州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

区域、国家与全球的文化互动——明代以降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文明研究

中华文化是包含了海洋文明在内的多元文化的共同体。但从中华文明的内部结构来看,明代以降,代表中国融入世界、参与并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并非代表国家意志的明清政府,而是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该区域的海洋文明特质正是在朝廷的阻力与国际潮流的拉力之间得以彰显。

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

福建区域的海洋性特征是由"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不安命运、敢于打拼的族群个性,以及宋元、明清时期两次国际上洲际海洋贸易网络与全球化发端的时代诱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闽商是历史上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发性的海洋文化的群体。

平潭海域的历史发展与海洋文化遗产

海洋兴、平潭兴,平潭深厚的海洋文化遗产不仅深藏于浪花之下,更展现于海坛岛上;对于以海坛岛为中心的平潭海域的海洋文化资源、理应结合陆上与水下统筹考量。平潭海域的海洋文化资源数量多、时间延续性长,不仅是福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重要资源,更是平潭人民建设"综合实验区"的文化资本与本土资源。

福建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兼论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从宋代以来,福建文化中大量的海洋交通、海洋商贸与海外世界的文献,为汉语典籍增加了大陆之外的海洋世界的汛息,表达了以海洋文明为立场的、对中国文明的思考。《诸番志》、《岛夷志略》展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洋事业的繁盛;《东西洋考》展现"海禁"的明代政府与民间知识体系的失衡;《瀛环志略》则是地处福建的清末官员对中国前途的深切思考。

以软实力视角看福建海洋文化——以陈嘉庚为例

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当今国家的竞争,除了硬实力之外,还有一种吸引人的软实力。根据学者的阐述,文化是软实力重要载体。陈嘉庚作为福建籍华侨的代表,其所体现的拼搏进取、爱国爱家、重视教育及崇商的精神特质,既是源自福建地域文化,又结合了东南亚在地文化,是一种中西为用的精神文化。他自身所表现出的爱国爱家的特征,经过综合与总结,是可以上升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本文即是在总结陈嘉庚精神特质的基础上,就如何将陈嘉庚精神如何植入文化软实力,以及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陈嘉庚精神又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有何积极效用的分析。

传统祥瑞文化的当代创意再包装——以貔貅为例

以风水学为核心的当代文化创意赋予了貔貅招财、聚财、守财等功能特征,但反观历史,当代人口中所言"貔貅"已非古籍中那凶猛能战的野兽,而是在夸大古籍描写并融合"辟邪"、"天禄"这类镇墓神兽特征的基础上,巧妙利用当代人对传统文化既认同又陌生的现实,对其进行创意再包装的全新产物。貔貅从远古猛兽到当代风水灵瑞的演变,可以说是对传统祥瑞文化进行创意再包装的典型案例。商品经济时代要求我们,在挖掘保护传统、并加深对其理解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提炼开发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根据不同时期民众消费心理和习惯,对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再创造与提升,开发适合社会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这便是传统祥瑞文化在当代的生存"保鲜"之道。

印尼华人非政府组织研究——以印尼菩提心曼陀罗基金会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东南亚蔚然兴盛,成为政府改善治理的合作伙伴和重要资源。华人非政府组织亦然,但作用有限。而华人宗教非政府组织,因兼具宗教性与华人性,成为华人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媒介。宗教只是一种媒介质,一种合理与合法性的外衣,掩映其下的则是华人在印尼民主化过程中本土化认同的增强和公民(市民)意识的觉醒,及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

密切福建与东盟文化交流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迅速转化为国家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

闽商的海洋文化属性与异地商会的蓬勃发展

闽人大规模、持续性的族群迁徙并非出于逃避天灾人祸,而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为目的。早年的迁徙者在地化了,他们将移居地建设成新的家乡。遍布全球的闽籍商会与同乡组织成为闽商创建全球化经贸网络、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佐证,反映了闽人"惠及四海"的迁播型海洋文化的族群个性。

海洋文化视野下的女性

一、海洋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居住在欧亚大陆的东端,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与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文明的源头即产生了多样化的文明形态,自古以来就是海陆文明兼具的民族。理解两岸四地独特的文化,

海洋文明视野下的峇峇文化

峇峇文化作为东南亚土生华人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世界海洋文明的视野来看,峇峇文化是东、西方海洋文明在东南亚这一区域不断碰撞、交融的产物,其中既有西方殖民者海外拓殖的文化痕迹,也是中国海洋文明谱系在海外发展的结果。峇峇文化因此极具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成为观察东、西海洋文化对话融合的标本。

国家与社会关系:东南亚华人社团研究的新启示

伴随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发展,我们认识到团体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能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东南亚,受各种外在压力与内在需要推动,华人素有团结自助的传统。大量的华人社团一直就是他们在东南亚调适与发展的重要媒介质。在当代东南亚各国民主化的推进中,华人社团在联系华社,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为重新审视华人社团的功能提供了新启示。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现实

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正在走众多双边合作过渡到多边合作、由小区域合作过渡到大区域合作的道路。这是一条理论和实践都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一体化道路。在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将考虑吸收大国和大陆型经济体加入。亚洲的地缘大国和经济大国．理应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印尼棉兰的华人:历史与特征

论文以调查和访谈资料为依据,阐述了印尼棉兰华人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棉兰华人因受周边华人社会影响,兼及殖民种植经济传统与移居型城市特点而形成的独有社会特征:政治参与具有华人社会传统特性;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并吸收了西方文化、土著文化;闽南语或普通话日常使用较普遍;经济上居于印尼社会和华人群体的边缘,实力有限;与其他族群相处较为融洽;以横向分化为主的华人社会,各群体间互动频繁,边界较为模糊。

从南岛语族看台湾与福建的关系

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分布的地理范围北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南到纽西兰,东到秘鲁西边之复活节岛,西到非洲东岸的的马达加斯加岛,

二战后菲美关系的变化对华菲族际关系的影响

独立后的菲律宾,因经济重建及冷战时期安全防卫需要,成为美国的政治仆从和经济附庸。受世界民族运动影响,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控制,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也十分强烈。由此,菲美关系经历了从依附、仆从到矛盾渐生,乃至逐渐疏远的变化。深处其间的菲律宾华人因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中国的渊源,亦受此影响。相应地,华菲族际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以福建茶为载体的中外文明交流

物质的交换是不同文明交流的基本载体,不同文化载体的物质的相互交流,构成了世界的相关性。福建茶在持久、规模化的"外销"中,携带着富有福建区域色彩的中华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茶道有福建闽江流域唐宋时期的茶风;欧洲则从语言、习俗,某一阶段的经济、政治都有福建茶的印记。世界各国对福建茶的需求推动福建港口城市成为"世界茶都"。

南岛语族的福建海洋族群印记

本文力图在海洋文化的视野下,通过分析福建早期先民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型海洋族群——南岛语族之间的关联点,揭示福建实为南岛语族的最早发源地,进而展示出福建海洋文化独具魅力的区域特色,还原福建海洋族群的历史真相。

海洋文明的进程与闽商的早期发展

唐宋元是闽商形成与发展的早期、也是形成"亚洲海洋"的重要时期。唐中叶以来、在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经济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区域转移。中国开始打破陆地经济的封闭体系,海洋经济与海洋贸易的因素开始增长,中国海商的代表群体闽商跃出了历史地平线。宋代的开洋裕国促使闽商阶层不断壮大,闽地经济状态基本定型"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元代阿拉伯商人的融入拓展了闽商的多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