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泽与《考亭志》辨正

朱世泽于万历十六年前后编纂并刻印《考亭志》十卷,为历史上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建阳考亭书院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述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此书极为罕见,以往对此书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均存在不少失误,故应逐一作出考辨和纠正。

朱子《小学》的“孝”对宋元时期福建孝道文化的影响

朱子《小学》对宋元时期福建孝道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引领其弟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此进行研读,开启以童谣式的文学作品来传播孝道伦理的先河;二是引发福建学者掀起编纂诠释朱子《小学》读本的热潮,促使刻书中心建阳出版同类题材的蒙学读物数量日增;三是对林同《孝诗》、郭居敬《二十四孝》等通俗读本产生影响,在孝子人物的选择上,起到了引领方向的示范作用。

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与实践

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解读、充实和传播。其中,着重在孝道实践运用的有陈文蔚和度正,而黄榦、陈淳和真德秀则既重理论研究,也重视孝道在民间的推广;继承朱熹编写童蒙读物的传统来推广孝道,最有成效的应数陈淳。他开启了以近乎童谣式的文学作品来宣传儒学孝道的先河,对涵养儿童的品德和塑造人格有一定作用;他所使用的五言绝句的方式,对晚宋林同、元代郭居敬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洪慎独斋两部刻本的版权归属刍议

建阳名肆刘洪慎独斋刊刻的《群书考索》《文献通考》,各家书目均著录为“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刻本”。此二书虽产自书坊,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坊刻本不同,其版权应属于委托其刊刻的官方机构。由宋至明,接受官私方、各地作家学者的委托刻书,是建阳书坊不少刻书家的共性;而隐藏在这一共性背后的,是建阳之所以能够保持由宋迄明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最重要的原因,此亦评判地域刻书能否称为“刻书中心”的最重要标准。

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

作为朱子门人中具有突出成就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黄榦,其及门弟子遍布东南各地,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勉斋门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笔者通过搜集整理,索得黄榦64位门人的事迹,以及大致的从学时间与地点,以期对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黄榦所有门人作一次全面考证和全新审视。他们不仅促进了朱子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也是后朱熹时代以黄榦为领袖的福建朱子学派的主要力量,对福州乃至全闽的理学传播和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

长期以来,学界对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有诸多误解,而对隐藏在这一学说背后的重要意义,诸如"明公理,灭私欲""明正理,灭邪欲""明善理,灭恶欲"等内涵缺乏深入的挖掘,进而对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深入落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天理"的旗帜下,朱熹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至今仍应视为是金光闪闪的"正能量"。

师帅之职与治教之功:朱熹社会教化和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朱熹借助《周礼》'师帅'一词,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学君师一体、政教一体的思想,不仅将政府官员视为是社会运行的管理者,更是社会教化理所当然的推行者。为世之师、为时之帅,此乃作为教育家和政治家的朱熹,将教育思想和治政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落实在社会教化和治理等实践之中的真实写照。

真德秀《政经》及其廉政思想的影响

真德秀(1178—1235年),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建宁府浦城县人。庆元五年进士。历官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福州、潭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师事詹体仁,为朱熹再传。学术上,被誉为'西山之望直继晦翁'。庆元党禁后,为朱学的复盛贡献巨大。著有《四书集编》《大学衍义》《西山文集》等。

“道南理窟”与道学南移

武夷山晚对峰之麓有一方著名的摩崖石刻,上书"道南理窟",每字两米见方,远远望去,气势非凡,引人遐思。此石刻镌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系清中叶高官、名士马负书的手笔。马负书(?—1767),号易斋,满清镶黄旗人,曾先后任福建漳州镇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从其出身和官职来看,马负书乃行伍出身,而且是乾隆元年(1736)武进士第一人,即所谓武状元。但就是这么一介"武功高深"的赳赳武夫,却偏偏喜爱舞文弄墨——对大字书法有强烈的兴趣,更为难得的是,他对朱子理学尤为痴迷。

“源头活水”与“艨艟巨舰”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诗,题为《观书有感》(二首)。然而,古往今来,诵读此二诗者,往往将题目弃之不顾,就诗句的表象而任意发挥,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为古籍传播链寻找失落的环节——写在《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出版之际

在古籍文献的传播链——作者、编辑、刊行和收藏中,往往忽视了刊行这一环节。其重点,就是刻书家。为寻找这一失落的环节,笔者搜集整理了由宋至清福建福州、建宁、泉州、兴化、南剑州等九地共800多位官、私、坊刻书家的刻书事迹,撰成《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一书。接受官私方的委托刻书,既是建阳不少书坊的共性,也是建阳宋元明三代连续保持全国刻书中心的原因,这为如何判定"刻书中心"树立了重要标准。由此,也揭示了建阳之外福建其他八个地区与刻书中心建阳的内在关联,揭示刻书中心建阳对其他八地潜在的不同影响。为纠正此前对某些古籍刻本刊印地点的误判,书中强调,判断古籍版本,应以具体的刊行地点为评判标准,而不宜以刻书者的籍贯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