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化写作——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汉语诗歌的叙述诗学得到了极大彰显,引入叙述手段以平衡抒情的单一,这种尝试在经验占有的本真性和此在性上具有很大优势。但是,叙述的普泛化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力量的萎缩,迷恋私己的叙述话语变成了对真实的又一重遮蔽。因此,"客观化写作"诗学命题的提出,重点在于揭露文本的符号性质、任意性和历史性,使写作重新回到生活世界。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理论的“墙”与“桥”——论孙绍振文艺理论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孙绍振文艺理论思想与当代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深层的勾连、互动与衍生状态之中。前者以自身的"原创性"、"前瞻性"、"历史感"、"超越性"特质与后者形成一种独特的"桥"与"墙"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不断置换与推进过程中,孙绍振文艺理论的价值与意义获得自我确证。它始终从中国文艺理论的边缘处自觉地抵制着主流的话语。

新时期之初女性话语及其知识背景反思

新时期之初,文学沿着人性关怀的路线必然延展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进而导致女性独特的境遇、经验的历史性出场,营造出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浪潮。但这样的出场路线又宿命般地决定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与生俱来的本质主义潜在倾向。尽管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主体也敏感到本质化、刻板性别模式/制度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压迫,但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文化语境来支持她们进一步质疑、挑战这种刻板的性别理念。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取代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本土性别语境又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本质主义思想流脉内。这一切既营造了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话语的大面积繁荣,也造成这一话语的种种尴尬。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诗品》陆机诗“气少于公干”疏证

《诗品》论陆机诗"气少于公干",这句话包含了钟嵘以气论诗的渊源与发展、陆机"气少"的原因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等重要内涵,这一点现在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陆机诗"气少"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陆机诗歌艺术特点的形成,并进一步揭示钟嵘《诗品》丰富的诗学内涵。

由博物到格物:南宋考据笔记的学术史省察

两宋时期笔记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了专业化、学术化的趋向。北宋笔记的作者多出自苏轼之门,体现出博学洽闻的文人特征,内容多为博物名数的考证;南宋笔记作者或是道学门人、道学倾慕者,或是反道学之士,都体现了严谨精深的学者气质,内容上愈加集中于对古籍文献及其记载的考证。南宋笔记的这一特征,使其成为南宋考据学的一部分,和清儒考据学读书札记为重点的形式上的起点。

义理与考据学离合中的北宋道学发展

北宋道学发展,固然有其自身成长的内在理路和逻辑,但其具体的历史过程也是应对学术矛盾、反思内在缺失的过程。道学的兴起,首先是基于文献考据而阐发义理的结果,而在其成为性命自得之学、努力突破文献考据并形成对立格局之时,空疏之弊也随之产生。北宋末期,回归经学、重视文献考订的反思则成为南宋朱熹道学发展集大成的契机之一,并启发南宋后期道学的博学考证之风。

郭象《庄子注》与庄学实践性问题

受制于时代和认识的关系，庄子虽然对自身思想的实践性问题有所关注，但还未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郭象继承庄子，深入地探索了庄学的实践性。首先，郭象以“性分”思想为基础，解决了《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其次，郭象通过“自生”、“独化”建立其哲学体系，改造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魏晋玄学成为具有实践性的学说体系。

论宋学背景下王安石对韩愈的承与变

与北宋前期文人几乎众口一词褒誉、推崇韩愈不同,王安石对韩愈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从崇拜、模仿到批判、超越,逐渐摆脱韩愈的影响,最终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新学和独具特色的诗文风格——荆公体。其犀利洞彻而又不失理性客观的批评和自成一体、个性特色鲜明的创作,不仅相当程度地改变了韩愈在宋代文人心中一代儒宗和文宗的神圣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宋代哲学的繁荣发展和文学的变革创新。

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小说的修辞意识逐渐生成,由于受话语资源限制,这种修辞意识始终未能得到系统表达。通过考察梁启超、恽铁樵等人的相关论述,进而重审郑振铎与宓汝卓之间关于小说"写"与"做"的讨论,对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进行了初步描述,并在小说修辞学论域中揭示了郑振铎、宓汝卓二人讨论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