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和研究

本文分析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集中管辖涉外、涉港澳、涉台"四涉"案件以来受理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通过对4年来受理的若干典型案件的分析,笔者就程序方面和实体方面分别提出了若干问题。程序问题有:如何提高送达效率、公证义务承担人问题、与证据规则中的涉外会证有关的问题、外国法查明及其费用负担问题、股权纠纷中对合资、合作企业的财产保全的合法性问题。实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外商投资过程中的审批问题、因大股东侵犯公司利益小股东的代表诉讼问题、小股东提起清算权利问题、暗股问题,以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处在十字路口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经费困难,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势必造成作为弥补法院经费不足重要补充的诉讼费收入大幅度减少,由此可能致使法院经费愈发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同时,这种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也是造成法院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主要体制性缺陷之一。改革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预算制度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于优化法院司法职权内部配置的思考——以摆脱信访化解对司法职权的桎梏为视角

司法审判是人民法院的职权所在,信访化解作为与救济性质、法律理念完全不同的事务,也在法院的职权范围内。信访化解与司法审判两种职权的混同既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也扭曲了司法职权本身应具备的涵义,对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和权威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优化法院司法职权的内部配置,对信访化解进行重新定位,限定其受理主体,规范其处理程序,严格其审查对象,摆脱信访化解对司法职权的桎梏。

处在十字路口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困境加剧抑或曙光乍现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一个是地方财政一定比例的诉讼费返还。目前各级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各不相同,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法院经费保障严重不到位,影响审判工作的正常运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则很可能导致法院经费更加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同时,这种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也是造成法院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主要体制性缺陷之一。改革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预算制度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文化遇见品牌——厦门市思明区法院文化建设纪实

每一天，脚踏繁茂树冠间洒下的碎金般的阳光，迈入厦门市湖滨南路334号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匆匆脚步中，他们将赶赴一场场庭审、一回回调解抑或是一次次执行。他们，是手执共和国法制天平的人民法官；他们，是仆仆风尘行进在通往法治之路上的思明法院人。

立人兴院 文沁法魂——厦门市同安区法院文化建设纪实

闽南一隅，古城同安。 1700多年的历史文化，浸润着这座形似银锭的小城，熏陶了古城的天风古韵、民俗民情，留下了斑驳厚重的印迹。朱熹首仕同安任主簿，是为“朱子思想”之发轫；

厦门市涉台刑事案件情况与审判实务研究

厦门和台湾仅一水之隔,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市两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台刑事案件不断上升.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分析与探讨.

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诉权选择 以厦门市规划局诉李先生返还房屋案为例

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进行了很多制度上的创新,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物权法》第三章系统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共包括物权确认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消除影响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合同法》等法律上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分别承担着保护物权和债权的重任。而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之间的效力位阶、性质差异等,对审判实务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还首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动产和不动产,不可谓不是法律制度上的一大创新。如此。

习惯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以厦门法院的司法调解与判决为分析样本

本文引用厦门地区法院司法实践的4个案例,说明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习惯对法律空白填补、当事人利益衡平、接近正义等司法目标的实现,与制定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可以在纠纷解决上积极促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统一。

论推定在证据学中的运用

本文阐述了推定的基本概念、法哲学基础、构成要件及其适用，还指出推定的法律意义。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得失之辩:忧虑与期待

2007年4月1日起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突出了落实"司法为民"理念这个亮点,但其在合法性、立法理念以及立法技术方面也存在缺陷,在就办法本身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同时,本文还就诉讼费制度配套制度,诸如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完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等提出了建议。

关于代位权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于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条件、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等作简要的探讨 ,在指出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的同时 ,提出了一些立法和司法建议。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

医师多点执业的法律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

医师多点执业是一项下沉医疗人力资源、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医师多点执业有利于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分级诊疗实施、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及优化多元化办医格局。根据多点执业实施现状,其推行缓慢的关键因素在于执业过程所面临的系列法律风险,如医疗机构面临行政管理下税收监管空白、不正当竞争以及因医师违约带来的经济损失等风险;医师面临竞业禁止、非法行医、劳资纠纷以及侵权纠纷等风险。为此,应当通过明确法律关系性质、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细化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等,强化医师多点执业法律风险防控,从而降低相关主体的风险顾虑,进而减少多点执业进程障碍,助推分级诊疗有效实施。

中国司法能动性逻辑假设的破解：法官之诚信诉讼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是建立在法官之诚信诉讼的逻辑假设之上。或许由于学者观察实践活动的区位局限，虽有诚信诉讼之论，但是学界尚未展开过法官之诚信诉讼命题的考察与讨论。滥觞于20世纪末的中国司法能动性不仅是法治的应然，还是法治的实然。法官诚信诉讼的回归破解了中国司法能动性的逻辑假设。同时，作为法官司法能动性重要逻辑前提的诚信诉讼之理论和实践证明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适用已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常态,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面,《监察法》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均作出了有别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于此,为在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衔接过程中形成优化协同高效的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应当在证据适用上确立监察调查与司法审查采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在法律规定上,明确监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内涵、外延及程序,并厘清有关自首和立功等从宽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监察、检察、法院应建立由监察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载明认罪认罚情节,再由检、法两家确认被调查人已在监察调查阶段认罪认罚并按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原则形成阶梯式量刑从宽的工作衔接机制。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追偿双轨制之实践困境与制度弥合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追偿制度,实行的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双轨制。此追偿模式下,政府部门、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多头并进,无职能区分。在将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扩张为国家生态环境权的理论基础上,司法解释在环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维度上对双轨制进行各自独立的制度建构,致司法实践出现环境公益诉讼适用空间被挤压、诉讼资源浪费和程序拖延等问题。当前的双轨制制度设计,脱离了双轨制保护的民事权益是同一的,追偿所得的归属也是同一的认识,创设了适当性存疑的裁判顺位规则。双轨制的修正完善路径应将公民环境权、诉讼实施权入法,建立政府机关、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共同协商参与的诉前工作机制,构建同诉同判、支持起诉、程序协调的诉讼程序,建立同等处理、防止"滥讼"、制约权力的裁判规则。

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看得见的正义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对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以及司法权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文章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再审程序制度作为域外法的参照 ,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必须进行有限性的改造 ,使之确实成为“看得见的正义”。最后 ,文章提出了建立“再审之诉”的正式诉讼程序制度 ,在再审申请范围、受理法院、再审的程序与实体法定理由重构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案 。

否定之否定——以法律移植视角看判例法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已提出3年多了,日前更是进入实质性的论证实施阶段。其核心的内容即案例在我国如何应用是一个老问题,我国的学术及实务界对此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讨论,产生诸多不同意见。其中关于西方判例法制度的引进拥有众多支持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进行了尝试。判例法制度的引进在法学理论上属于法律移植的范畴,故对它的引进不得不考虑法律移植理论的种种要素。尝试运用这些要素纠正判例法在我国一些思想上的误区,解析判例法制度在我国并不具有成长的条件,并针对判例法误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立提出一些建议,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