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式一般人格权研究——以瑞士、德国民法为参照的比较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出于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借鉴不同法例和本身法治需要,在其创立的比较完善的“人格权法”中产生了的台湾式一般人格权,以1999年4月21日修订“民法”“债法”为界限,修正前之“民法”第18条第1项规定人格权中认识的“前期台湾一般人格权”,溯源于瑞士《人格关系法》,其性质属于不具有母权功能的广义的一般人格权。修正后之“民法”第195条第1项规定中的“其他人格权益”,类似于德国司法确权的一般人格权解释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的“其他权利”,其性质属于狭义的一般人格权。其具有填补漏洞的功能,能够具体化为各种受保护的范围或新生的具体人格权。台湾式一般人格权由前期与后期不同性质的一般人格权共同构成,两者有机的结合,能够完整展现了台湾式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真实全貌和有益价值。

海峡两岸人身法形成发展比较与互鉴研究

海峡两岸的人身法形成、发展进程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各自呈现出“直接式”与“发展式”的不同模式。两者主要共同点都有规定人格权法、身份法益保护,以及人格权和身份权为客体的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要特征的人身立法模式。对于两者人身法的不同发展变化的构成、形式和内容等许多方面,可为两岸立法及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人身法理论提供互鉴的信息和经验;因此两者可以取长补短,提供互鉴的参照意见:“台湾地区民法”“在先创立”人身法的四个先进的法律制度值得中国内地借鉴;而中国内地民法“在后创新”人身法的四个先进的法律制度却值得台湾地区借鉴。如此可促进未来两岸人身法更加完善,为创建一个先进统一的民事法治做出各自不同的贡献。

困境与出路: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

“万物皆数据”的时代下,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收集用户消费习惯、消费偏好等信息对不同消费者进行差异化定价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稳定的市场秩序,并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现行法律规制大数据“杀熟”存在现实困境,带来的法律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总结法律规制的致思向路,从立法、司法、执法、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四个方面完善大数据“杀熟”的现有法律规制,以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数据流动豁免主体研究

数据流动豁免制度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流动监管的基石,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个人数据权利保护与数据流动豁免实质上是基于价值冲突和利益衡量的博弈。数据流动的监管制度实现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其核心是要构建合理的数据流动豁免制度。构建数据流动豁免制度是一项体系化的立法工作,确定数据流动豁免主体范围、分类以及相对应的救济途径是目前首当其冲的任务。如何科学合理的确定数据流动豁免主体范围,兼顾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和效率,在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和数据流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点,是数据法学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两岸间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范省思及其完善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对两岸间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现实需求。但两岸单边立法、双边协议及多边机制三个维度下的规范存在歧视性、滞后性等不足,并带来法律域外适用冲突、信息跨境提供不畅等问题。建议通过谦抑设定和实施法律域外效力条款,妥善解决潜在的管辖权冲突;完善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单方规则,综合构建多元数据跨境机制;规范两岸情资交换中及司法执法需求下的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程序;探索WTO及两岸经贸协议框架下的数字信息规则的前瞻性提升。

台湾地区在涉内地司法裁判中引用国际规范的探析

台湾地区司法机构在涉内地司法裁判中引用国际规范的现象是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不可不研究。国际法籍由实定法方式进入台湾地区规范体系的历史过程,是在现实而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完成,故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充满了政治考量。就基本类型及论证逻辑而言,台湾地区法院在涉内地案件中引用国际规范并不必然产生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外部效果。台湾地区法院引用国际规则有一定的背景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不当的政治映射影响。内地法院在对台湾地区法院引用国际规则的裁判决定是否予以认可时,需综合全面考察其引用国际规范的路径逻辑、背景依据及政治效果。

海峡两岸一般人格权创设的比较及完善

海峡两岸民法出于扩大人格权保护范围的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创设了各自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前后期的不同形成与表述。仿照瑞士人格法产生的“台湾民法”第18条规定人格权的认识而形成的“前期一般人格权”的表述,与借鉴德国一般人格权概念修正“台湾民法”第195条第1项规定中的“其他人格权益”而形成的“后期一般人格权”概括原则的表述,其前后期的一般人格权作用完全不同。而大陆《民法典》经过司法解释“人格尊严”形成了“前期一般人格权”的表述,之后在《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的规定形成了作为“后期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前后期的一般人格权作用也有所不同。但是海峡两岸一般人格权都是前期与后期之间法律延续的连接结合,各自能够展现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协调全貌和构成状态。通过互为借鉴,取长补短,可进一步相互完善之。特别是台湾一般人格权创设的一些优势对今后大陆该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国家转型治理视野下的宪法学应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改革的基础,依宪治国则是国家转型治理能力提升的更进一步要求,而宪法作为中国国家的核心,承载着制度文明。面对转型期的现状,结合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只有充分发挥宪法自身基本法规范的作用,才能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应对国家发展的挑战。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第九条实施研究--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法理释义

在国家实现统一的进程中,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作为"和平—非和平"二分法选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国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后选择。就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存在简单宽泛、不便于操作等问题。应当立基于《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法律文本,厘清启动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实质性要件,配置以合法的程序性安排,明确启动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法律后果。当然,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实施亦有其权力边界范畴,《反分裂国家法》第九条从保护对象、保护范围、保护强度、保护的法律依据等要素出发,对实施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划定了明确的边界范畴。

两岸涉虚拟货币犯罪问题的比较审视与因应策略

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隐匿性、全球流通性、交易快捷性等特征,已成为洗钱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当前,海峡两岸执法司法机关在打击惩治涉虚拟货币犯罪时,面临资金追踪困难、追赃挽损低效、价格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分析比较两岸相关规范基础上,从检察实务视角出发,可通过优化个案处理、深化类案治理,延伸监督触角、拓宽“检察+”,强化素能积蓄、提升普法质效等途径解决实务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