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

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逐步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但大都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运用概念史研究规则。这与党史学界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认知有关,也与概念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关系的认知有关。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加强概念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介,显然有助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拓展新的领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之下构成的。从观念史角度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以及30年代开始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所引发的思潮转向。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并且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准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广大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开启了学术运动的新时代。

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

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式上寻求研究范式的更新有益于其学术进步。对于当代国际史学界极受关注的"新文化史"研究,党史研究完全可以投石问路,从中寻求适合自身学术特性的研究路径。从文化视角观察党史问题,既可以拓展党史研究的分析领域,也可以完善党史研究的知识结构。

实践限度: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艺认知

以中共历史概念为主体对象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是中共历史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或类型。由于中共历史学作为整体性的学科,面对的是不同的实践史事研究对象,这就导致了在方法 (技艺)上,既存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具体性的研究方法。中共概念史研究具有自身的具体研究方法,亦即研究技艺——技术性方法。讨论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更涉及对这种方法论认知的理论问题。因此,对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艺进行分析,不能不建立在相关的理论认知基础上。要避免研究技艺的误用,不能不首先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讲,理论认知决定研究技艺的运用。

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

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但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却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鉴于此，我刊拟开设“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谈栏目，并向全国党史国史学界征集来稿（征稿启事参见本期第124页）。本期先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我刊希望广大党史国史研究者就此话题建言献策，积极发表意见，着重从理论概述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顶层设计，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全面展开指点方向。

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

我刊2017年第10期发表“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笔谈后，引起了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形态之一，如何在继续鼓励和保持地域史研究之蓬勃发展的同时，及时发现和纠正地域史研究出现的不足与问题，加强地域史研究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既是党史研究专门学术刊物的职责所在，也需要整个党史学界的集体参与和自我反思。鉴于此，我刊约请相关专家学者继续就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概念内涵、学科属性、前提预设、学术理念和研究领域等展开理论探讨与学术反思。本期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我刊今后还将继续鼓励并加强该问题的理论研讨，期望广大党史研究者积极参与。

国共合作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考察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政治与文化互动的运动。一些学术论著要么将其表述为一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运动,要么将其表述为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导(通过青年团)的一场运动。其实,这场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这其中既有国共两党组织上的合作因素,又有思想上的趋同因素,两种因素构成历史合力,共同促使这场运动的持续发展。

史事与文化:中共精神史研究再思

中共精神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关这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共精神史首先是一种历史形式,它由历史的史事叙事来体现,但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中共精神史又必须要由各种文化载体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史事与文化共同构成中共精神史的存在方式。中共精神史的研究不同于中共精神现象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它应当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中共精神史研究要获得学术进步,就必须解决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学理难题。

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转变

在古田会议前后大约一年时间,毛泽东依据主观力量与客观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调整党的方针与红军的战略战术,在理论和行动上实行了由开辟与固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公开割据向创建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在红军自身建设方面,完成了自红军创建以来由受旧军队影响向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转变;而在革命道路上初步完成了由"工农武装割据"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转变。

中共“五四”论述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转向——以大革命失败到延安时期为中心

中共的"五四"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样态,这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政治格局的变化。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磨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初步结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转向文化建构就成为一种要求,而"五四"论述切合了这种要求。与中共革命历程几乎同步,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延安时期,中共"五四"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转换过程。

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

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界人士对"五四"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五四"的价值与意义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每一次对"五四"所作的重估,都引发了不同层面的争论,这些争论都与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与思想问题息息相关,这显示当代"五四"观念是处在持续丰富与充实的状态之中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状态,正是"五四"观念史研究的任务。通过"五四"观念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论领域在正确思想主导之下继承"五四"的优良传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制的若干理论

毛泽东关于农村合作制的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萌发,在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得到充分发展。1955年"五月变化"以前,毛泽东否定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动摇乃至消灭私有制,但又坚持保护农民互助合作和发展个体经济的"两个积极性",提出农业合作化应包含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两部分;"五月变化"以后,他要求进一步加快合作化,提出"大发展"方针,开展反"右倾",强调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指导合作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与“三农”问题关系的认识及其启示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农业大国的中国国情,着眼于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和趋向,创造性地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与解决"三农"问题路径的关系、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及工农业关系的思路。这些探索,限于历史条件和受实践经验的制约,虽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展开,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协调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初起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制度创新

新中国60年来城乡关系经历了工业化初期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和城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和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转向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创新,初步搭建起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框架。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创性和丰富性。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最终走向一体化,不仅要加快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而且必须突破两种不平等公有制的理论禁锢,加快涉及城乡之间根本关系的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和创新。

中国革命的思想生产与“我们”的观念塑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创造性地生产了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曾经主导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至今仍然保存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在这些观念中,民族自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和"人民万岁"的观念,构成中国革命最为珍贵的思想宝库,她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值得坚守的共同价值。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文化气质与精神血脉之中,并且塑造了"我们"的观念,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潜在规则。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与城乡关系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强化、典型化与工业化战略的选择相联系,主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大跃进"和三线建设期间畸变为特殊意义上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战略,其根源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和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两种不平等的公有制。这种城乡关系的形成,另一个症结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意义再生产:中共历史研究的批评话语

不可否认,如下事实,很少受到中共历史研究业内人士的关切：党史研究缺少批评的参与,似乎没有这种批评的存在,研究活动同样可以自得其乐.党史批评——一个为讨论问题提供方便而取的称呼,其实质内涵,包含了对所有中共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种学术性评论.批评即评论.批评已超越党史研究成果——进入公共学术领域的文本——所设定的栅栏,它是一种业已固定化文本的再阐释,结果是一种意义再生产.换个表达方式,党史批评是对党史研究话语的再生产,其本身亦可构成另一种话语,并演化为各具样式的话语类型,这就要看批评方式是如何的构成.但无论如何构成,党史批评话语类型锁定的目标,都一致性地在于揭示党史研究文本话语的意义--通过对这种文本话语的分解、阐释、判定、鉴别、评判等功能来实现.

未竟的性别平等--一项基于权力职场的考察

本文利用2007年在福建省获得的问卷调查数据,围绕"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这一问题,通过不同性别间职业地位与主观感知的比较,描述和分析了科级、处级两性在权力参与中的差异,同时深入探讨了影响女性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的因素。基于这一实证分析,本文还提出了促进权力职业领域性别平等的政策思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宽容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充分体现在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的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它还具有宽容意识这一可贵的一面。导致新文化运动最后彻底分裂的原因,不是内部成员在要不要宽容问题上的分歧,而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走革命道路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两种不同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分歧。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