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规治党背景下党内问责精准化研究——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视角

党内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颁布,回应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实要求,为精准问责——系统化、精细化和法治化——实现依规治党提供了制度前提。要使党内问责制度有效实施,实现精准问责,必须消除三个误解,处理好四对关系,构建完整制度。

文化创意产业版权融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版权融资突破了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的瓶颈,但也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和银行经营风险。针对版权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路径,如建立版权公示制度,完善现代担保物权法律体系,实施动态组合担保,建立完善的版权价值评估制度和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担保基金,引入保险机制,化解版权交易风险,建立完善的流转体系,为质押权的实现提供交易平台。

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挑战与法律框架建构

政府数据开放是整合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促进数据增值利用和创新应用的重大措施。目前政府数据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数据采集汇聚质量不高、数据开放范围不明、数据开放程序不完善、数据应用无影响力和数据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急需强力有效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政府数据开放法律框架的构建应围绕实践需求,以全面优质的数据采集汇聚制度为基础,以促进高效利用的数据开放开发制度为核心,以注重可靠安全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为保障。

产权制度变革的法经济学分析——以中国宪法修正案为例

产权制度是中国历次修宪的重要内容,产权制度变革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作用。应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探讨中国宪法修改中产权制度的变革,认为产权结构的重塑,最大化了所有权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扩充了资源要素;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激励了人力资本,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

论党内法规的“法”属性

党内法规属性定位是党内法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衔接协调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键。党内法规不是国家法律,但效力不亚于国家法律,对国家法律具有溢出效应。党内法规是法,具有"法"的属性,符合软法的一些特性,但其自成体系,应以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原则加强制度建设,并衔接协调好国家法律,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行政立法权”的概念释义

对"行政立法权"给出相对准确、科学的定义是研究行政立法的前提。梳理行政立法权产生的背景,厘清行政立法权的内涵和"隶从性"特点,适当区分行政立法权设定的不同方式,以此为前提,才能相对准确地判断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行政立法体制,进而科学地配置立法权,提高立法质量,防止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正当目的性”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适用与司法价值

股东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权利之一。对股东查阅权"正当目的"的考量,应该将股东的固有权利与公司的利益平衡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将"正当目的"的适用作为股东行使查阅权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还需考查股东行使查阅权是否对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

行政的发展与行政法的转型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公行政的兴起 ,传统行政法在调整范围、调整主体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目前 ,行政法在方法论、调整范围及方式、公共法律责任、学科整合等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

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并不对立

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社会矛盾的凸显；二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两大特点．使维稳和维权成为执政者必须认真面对和谨慎处理的问题。

行政立法权的正当性及其限制

行政立法权作为一种立法权一产生就引起人们对其正当性的质疑,在我国,行政立法权的设定和行使因能够代表人民意志并向人民负责——符合国家权力架构原则——而具有正当性。行政立法权作为一种权力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正当性,当前我国行政立法权存在职权立法权设定宽泛、授权立法权设定失范和行政立法权行使的民主参与不足等问题,通过减少职权立法权的设定、规范授权立法权的设定、增加公众参与度等措施保证行政立法权设定和行使的正当性。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以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公民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维系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全球一体化,在解构公民的国家认同。法治文化蕴含丰富,是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精神旗帜,引领社会意识的方向,它可以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层面型构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公民国家认同感的提升。加强法治理念的社会培育,加大党政干部的法治教育,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培育法治文化的土壤,以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

地方党委执政如何用好法治“利器”

依法执政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改革和完善地方党委的领导方式是实现依法执政的重要举措。在研究地方党委领导方式法治化问题时,我们必需科学界定地方党委领导方式法治化的内涵,确立地方党委领导方式法治化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与制度供给三大理念。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与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在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为两岸在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试验平台。实验区在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中要合理设置政府行政权力,大力培育社会力量,发挥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合力;在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构建中应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化,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培育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自治,坚持两岸同胞平等原则,探索积累适合实验区发展的民主制度;应高度重视平潭合作共建的法制保障,正确处理中共作为祖国大陆执政党在实验区的地位和作用,并充分发挥政府在实验区建设初期的主导作用。

“一个中国”语境下两岸关系法制的演进及其特点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法制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分析,是运用法治方式处理两岸关系的客观依据。两岸关系法制包括大陆涉台法制、台湾涉陆法制和两岸协议法制三部分,它是在"一个中国"语境下海峡两岸运用法律法规处理两岸关系、促进两岸跨境交往的实践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法制演进的基本特点包括:两岸关系法制从创制方式上出现单边互涉性法制和双边协议法制两种基本形态;两岸关系法制规范的内容既包括旨在界定权益的具体性规范,又包括构建法治秩序的抽象性规范;两岸公权主体在两岸关系法制的发展和运行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两岸一中"原则构成两岸关系法制的基本原则。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改及完善——以政府信息公开程序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程序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重要内容。从立法上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应从权利与义务、立法的成本与效益的维度认识政府信息公开程序立法的特殊性,理顺政府信息公开程序中的登记、受理、审查、答复等环节,并合理设计其中的程序规则。用完善的程序规则,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所选择的标准样式。刑法属于观念体系的一种,表现为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两类。放眼各个国家的立法情况,刑法立法模式根据修正性刑法、判例型刑法、特别刑法、单一法典刑法等不同类型制定各自的立法模式。不同刑法立法模式都体现出独特的刑事政策功能。就目前刑法立法的情况而言,还存在缺少成熟固定的立法模式、立法模式呆板单一、修正案模式难以满足立法要求、附属刑法难以体现预期作用等问题。要全面分析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以完善立法模式、调整立法结构,更好地控制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论网络立法的价值取向

网络立法遵循网络规律的同时 ,要注意信息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加强网络自律 ,促进人们对网络规则的自觉遵守 ,形成网络秩序维护的多元化。在创制法律规范时 ,不仅要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更应具有激励性和法律规范实质的可能性。

量刑程序控制机制的模式化分析及本土化建构

从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机制上有效约束和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将量刑权的制约问题囿于实体法研究的领域,没有从程序制约这一维度审思制约量刑权的有效对策,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克减量刑失当的现象。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法制传统,导致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不可能全盘移植英美国家的独立量刑模式,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倡导的"审判二分法"才是克服"水土不服"的良药。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点,充分吸收和借鉴独立量刑模式的合理要素,继续发扬大陆法系自身的传统优势,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本土化的量刑程序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