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论语》“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及适用——以朱熹的判读为中心

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西汉《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其三,南宋朱熹认为子夏所言轻视小节,因而有弊病。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有儒者为子夏所言辩护,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证明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孔子所言,无论对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还是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儒家非不言利”:冯友兰对程朱义利观的“接着讲”

针对清末民初对于儒家义利观的各种质疑,冯友兰早年的《中国哲学史》肯定“儒家非不言利”,后来又进一步认为在儒家的义利之辨中“为义者,不是不为利”。这与程朱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冯友兰继承张栻、朱熹以“无所为而然”与“有所为而然”的行为动机解儒家义利之辨,据此区别儒家义利观与墨家义利观,并且明确认为程朱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其意在于义利之别取决于“公”与“私”的行为动机,“公”与“私”是就“公利”与“私利”而言,并不是讲义利对立,而是讲义利相反相成,从而能够合理地解读程朱的理欲、公私与义利的关系,是对程朱义利观的“接着讲”。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朱子注解“新民”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意义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义推之”与“以传文考之”相结合的原则,其逻辑思路为:人人皆有明德处且需要自明其德,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朱子注解“新民”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诠释经典之“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蕴含着许多独特且具有创新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论朱子礼图思维的特征

礼图是朱子十分重视的一种礼学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礼图思维中,解决实际问题是其根本的归宿,主要体现于以礼图来解决社会礼仪、礼学教育、现实政治三方面问题。规范化是朱子礼图思维的根本原则,主要表现于礼图作品由政府颁布施行原则与经学化制作原则。在更广泛的图谱上,朱子礼图思维是立足历史和现实交汇点,力求调和礼学史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并融合礼学史与社会人情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