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略》与《朱子语类》异文同义替换研究

《朱子语略》是朱子门人杨与立收集朱子弟子门人笔记以及朱子的书信、序跋等删选而成,与《朱子语类》之间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异文。分类、梳理这些异文,对版本校勘、文字、词汇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试论幕府末期日本水户藩的尊王思想

作为前近代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支派之一,德川光圀开拓的水户学派以推崇并提倡“尊王攘夷”思想而闻名于世。审视江户时代,尤其是幕府末期,尽管日本接受了缘起中国的这一思想,却对孟子的革命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加以转化,令它转换为将皇室、幕府、诸侯、臣民凝聚为一体的正统观念;尽管日本将这一思想落实到水户藩主持的《大日本史》编撰事业之中,却在中国儒者朱舜水的支持下,令它成就了一段以日本、日本史为核心的历史撰述;尽管日本未曾彻底否定所谓的“华夷秩序”,却通过这一思想的诠释,令它成为反对以中国为中心,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思想源泉;尽管日本在江户时期遭遇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冲击,“攘夷”由此也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却依据神话传说、时代演绎、儒佛对话的历史叙事,借助它而树立起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在幕府末期,尽管来自中国的“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得以传承、演绎,最后成为本土化的神国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却也经历了不少的误读与曲解,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与对抗。因此,梳理这一思想在日本的流变轨迹,可以为我们把握原典、找寻问题、构筑批评、形成对话,乃至正确地理解与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一条线索。

基于符号学视角下朱子文创产品的设计路径研究

本文通过对文创产品的概述,梳理当前朱子文创产品发展的现状,收集、整理朱子文化相关信息;并基于符号学视角下从语义、语构、语用、语境四个维度对朱子文化进行解析,挖掘朱子文化与朱子文创产品的深层联系;结合朱子文创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结果,提出朱子文创产品符号的编码、生成、解码以及它对朱子文化的影响,探讨朱子文创产品的设计路径,开启朱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态势。

论《礼器图》的礼图来源及制作原则——以祝板坫图与豆图为中心

《礼器图》深受朱子肯定,将其附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之后。此《礼器图》本是南宋太常寺根据前人成果整理的礼图作品,聂崇义《三礼图》和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录》是其学习借鉴的最重要作品。《礼器图》遵循实用性的制图原则,遴选《三礼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录》的作品作为原图,再调整改造原图,使礼图满足州县学释奠仪的现实施行要求。

论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研究

动态图形是集文字、图片、动画与声音为一体的数字载体和数字媒介。通过对动态图形的概述,分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朱子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利用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进行传达,分别从传达主体、传达符码、传达媒介、传达意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构建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新范式。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略论近代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是社会激烈变动在人们思想中的深刻反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国各社会阶级、阶层的不同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重要思想资源。

朱熹对《论语》“允执其中”的解读及其民本思想——兼与汉唐儒家的解读之比较

对于《论语·尧曰》“允执其中”或古文《尚书·大禹漠》“十六字心传”的“允执厥中”,朱熹的解读不同于汉唐儒家孔安国以及包咸、何晏的解读,尤其是解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汉唐儒家大都将“永终”解读为“长终”,而朱熹则解为“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将“永终”解读为“永绝”,以发挥其中的民本思想,强调其“丁宁付嘱之意”,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对“十六字心传”及其朱熹的解读多有质疑,但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则较多采纳朱熹对《论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解读,并影响至今,以致于今天不少学者仍然较多依据朱熹的解读,而忽略了汉唐儒家以及清代考据学对于古文《尚书》的解读和质疑,似有失偏颇。

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有所不同,朱子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儒家传统“正德、利用、厚生”的特色。在朱子的宇宙世界中,人、物关系的论述旨在究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仁即生生即是要彰明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目的便是要我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明了以“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作为我们的依物、待物之道。依朱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在传承弘扬朱子文化中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契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中,要汲取朱子文化的营养,普及推广朱子文化,推动朱子文化生活化大众化;引导大学生深入研习朱子文化,把学习朱子文化与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在传承、创新、转化朱子文化中,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历代对《论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中国古代对于《论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不移”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汉唐时期儒家解为“不可移”;一是宋代程颐、朱熹不赞同解为“不可移”,尤其是朱熹明确讲“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阳明学派对朱熹的解读有所发展,进一步讲“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清代戴震也讲“曰不移,不曰不可移”,并为焦循以及刘宝楠《论语正义》所接受。可见,程颐、朱熹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不移”并非解为“不可移”的解读,实际上为自宋代至清代的大多数儒家学者所接受,应当作为当今《论语》解读的重要参考。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再认识——以朱熹、陆九渊思想为考察对象

在鹅湖之会前,朱、陆的矛盾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朱熹批评陆氏心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①,而陆氏兄弟则批评朱子理学“留情传注翻榛塞”②的支离而使本心荒芜阻塞。但在吕祖谦看来,二者应该是可以“会归为一”的,由此费心组织了鹅湖之会。然而从鹅湖之会以及后来他们的书信中,都没有找到二者真正契合的迹象。那么,朱、陆的理论矛盾究竟是什么?还有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