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题整治”:全周期管理视野下民生治理监督的创新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手段和方法来应对民生领域出现的异质性、复杂性治理问题。福建省“点题整治”机制革新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整治监督,成为推动传统型政府向问题导向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推手。文章深入阐释福建省“点题整治”两年来发展与巩固提升的工作思路和机制运作,总结实践的既有经验与启示,并就深化福建省“点题整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和思考。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光荣使命,立家规、正家风理应成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目前,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仍存在着传承意识弱化、价值观念异化,参与意识淡薄、不良作风滋生,外部环境侵染、权力失范事件频发,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缺位等困境。突破困境可从三个层面采取对策:社会层面,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高校层面,扎紧家风家规制度建设的笼子,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家庭层面,提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保险业支持农村精准扶贫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随着其规模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保险业在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三农"以及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不断深化。保险作为规避风险的金融产物,其基本职能是损失赔偿和经济给付,派生职能包括防灾减损和资金融通。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保险所具有的职能正好契合着精准扶贫的理念,可见保险在扶贫工作中可以大有作为。该文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探究保险业在支持农村扶贫工作的有关内容,主要从保险扶贫的必要性、优势、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议四方面展开,以期对保险扶贫领域提供有价值的探索。

数字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的地方实践及其优化路径--基于泉州市典型案例的思考

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有效工作的必要措施,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管理的需要。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绩效内卷化风险、信息操纵风险以及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性赋能等现实困境。该文以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开展话题,选取福建省泉州市数字乡村治理创新模式为案例,通过该地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信息平台的建设展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和运行机理。

网络政治、群众路线与反腐体系的转型——以“杨达才案”为个案的考察

因网络反腐而下马的官员所能警醒世人的无非是贪赃枉法必然要承受法律的制裁,起因可能是网民监督,利用网络进行权力的博弈,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网络政治的一种体现。如今,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模式,网络反腐又是怎样让政治腐败犯罪当事人落马的呢?其过程又是如何?本文试图以"杨达才案"为个案进行"过程—事件"的叙事与分析。研究得出,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背后却是"网络举报—媒体关注或网友转播—制度惩治"的一条反腐路径,且与以往的反腐体系(运动反腐1+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比较来看,已经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四维一体"(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的反腐新体系。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特点与治理的意义——基于构建“和谐社会”探讨

群体性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一大因素。据悉,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我们通过既有的文献和资料,梳理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和特点,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1)促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公平有利于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概率和发生次数;(2)分配公平对于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恰好很多都是因为长期的社会不公所导致,所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则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有促进意义;(3)公正原则下的法治治理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起着降低的作用。(4)法治意识下的社会和谐构建,对于治理群体性事件至关重要,规则先行,让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能够意识到失范的代价和后果,而不至于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去诉求利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上访与政府治道的变应——基于皖南D村的调查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法治化、民主化、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然而中国的基层行政单位在面对农民上访的时候,往往显得比较困顿,更多采取的是调解优先原则。这种做法的背后所蕴含的处理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越处理越麻烦的局面。且即便当事人聘请律师介入,往往也会遇到无处下手的"尴尬"。我们根据对皖南D村的一起因买卖户口与资产分配不公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为研究对象,得出在治理基层矛盾的时候,应该结合法治与调解进行治理。

“双微”时代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特征变迁

2009年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元年。时过若干年后,再来看中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微博和微信时代下,其主要发生了三种变化:第一,加强了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扩大了传播范围;第二,发生对立的双方可能是网民与政府,也有可能网民与网民之间;第三,网民更喜欢和更方便去参与公共事件讨论。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政府质量及其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维度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任务愈加艰巨,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动能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市场主体,政府及其质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因此,作为有效评价国家治理态势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政府质量应当嵌入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予以重点考量。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准改革本身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内在契合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功能,不断提升政府质量以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稳固的根基。

反腐模式的转型: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

从"制度—文化"的双重角度入手进行反腐是当前我国反腐的主要方式,但腐败依然发生,并且还出现了奇奇怪怪的现象,继续损害着党和人民的形象和利益。如何创新反腐机制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挑战。将"制度—文化"转向为"制度—文化—个人"的反腐模式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一方面,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拒绝腐败,也可以成为腐败的监督者;另一方面,个人与制度、文化彼此关联,环环相扣,从个人层面加强建设,可以完善"制度—文化"的反腐体系,从而精准治理腐败。

地方政府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破冰之旅及其当下启示

素有"阳光法案"之称的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监督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80年代,我国便开始进行与该制度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率先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因其在试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主客观方面的障碍,这一探索渐趋式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国家在探索以财产申报制度为代表的廉政制度建设方面,必须在权威性、长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自觉性等方面综合考量,寻求完善之路,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网络政治视野下的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与农民的“以网抗争”——以鄂东G村为中心的调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法抗争"、"以身抗争"、"以死抗争"、"以诗抗争"、"混合型抗争"和"以舆抗争"等都是学界对底层抗争形式或模式的种种概括和解释,本文根据对鄂东G村的调查发现,还有一种抗争形式未被注意,即"以网抗争",且这样的一种概括要比"以舆抗争"更为合理一些,毕竟农民因村干部地腐败而采取的网络抗争行为有时未必能得到舆论关注。进而,本文指出了导致农民网络抗争无效的三个因素和两个破解这一问题的办法,即赋予农民公民权和加强基层治理,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应该予以法制的惩办。从而构建出良性的官民关系和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