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的诗歌翻译及其文体创新

纵观庞德的文学生涯,其翻译和创作互为表里,其创作寓于翻译,翻译中又不乏创作,这两者又是其诗学的试验场,丰富了其意象主义与漩涡主义的(翻译)诗学观,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激发。所有这些,几乎都与诗人翻译家创造性地转化与(或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息息相关。常为学界忽略的是,其糅合东西文化的诗歌创作与改写式翻译都呈现出良好的文体意识和超迈的文体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英语俳句组诗,表意文字法的陌生化或前景化,拼贴文体等,不仅为英美现代诗歌奠定了典范,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翻译与创作和诗学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

重审新诗的音乐性

新诗之不足,除语言过于松散,意象过于显豁外,另一主因就在于缺乏音乐性等艺术底蕴。新诗伊始,“诗体大解放”就决意疏离并摒弃传统,重拆解而轻建设,普遍疏于对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的纵向继承,更对西方音乐诗学横向移植、译介与转化不力。尽管新月派和象征派诗人通过译介与创作的互动,在新诗的格律和音乐性方面取得不少实绩,但诗人和批评家普遍缺乏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音乐艺术的良好学养,这一点无论与中国古代诗人相比,还是与西方主流自由诗人的音乐化写作相较,都有明显的差距。载道文学观的强势,对诗歌本体的认知偏差,使得新诗过于强调其教化功能,忽略其美学价值。回顾与梳理新诗音乐性的历史,有助于诗界和评论界在古今、东西的坐标中去定位新诗,促进现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的美学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