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华和理论品格,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形势新矛盾新特征,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与展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特征、生态产品调查监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与路径等。本文从理论、政策与实践三个维度回顾既有研究,并从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设计、健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制度、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展望未来研究趋向。

农户理性视角下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选择

农户理性是设计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追求目标假设的不同,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理性可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四类。农户理性与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其中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家庭支出较小、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较强、经济资本较丰富、社会网络较丰富、社会参与较多、人为活动限制政策了解和支持程度更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福利补偿,借钱额度较小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生态产业补偿,社会信任较高、生态补偿政策了解程度更高的农户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要更加重视农户的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同时根据农户理性差异设计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

系统观视域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是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并不是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绩效评估等中心要素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并时刻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的有机整体。系统观视域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是以对整个系统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心要素为突破口,调整优化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着眼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制度隐忧,亟需完善系统演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分区分类实施差别化补偿标准、因地制宜探索组合型补偿方式、建立并实施综合绩效评估体系。

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以福建省为例

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动力。从福建省科技创新体系视角切入,通过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福建省科技创新体系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做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健全创新激励与保障机制等三方面提出完善福建省科技创新体系的对策与路径,以期为提升福建省技术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在绿色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提供新思路和新举措,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强国引领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福建经验”和“福建智慧”。

地方财政制度改革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对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高水平的财政制度的支撑。当前我国财政分权改革未尽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有失均衡,支出预算管理也仍待进一步加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力度和效率。只有通过深化财政分权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提升地方财政制度水平,才能增强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提高财政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对实现产业兴旺的战略目标起到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发挥福山福水资源优势 建设生态文明强省

由中央宣传部统筹指导,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系统记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丰富奋斗历程,领导和推动福建地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生动呈现习近平同志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思维方法、品格风范和非凡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闽山闽水物华新”源自于1991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出席第一届全国双拥工作大会开幕式时所作的一首诗《七律·军民情》的诗句:“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首诗不仅表达了拥军之情,也通过“闽山闽水物华新”生动表达了热爱福建、期望推动福建大发展的情怀。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改革路径探索

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归纳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改革已在围绕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绩效评估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探索,但尚不足以满足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仍面临法律法规建设滞后、补偿资金缺口较大、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未来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改革路径应包括:健全生态补偿政策法规体系、提高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益、分类实施差别化补偿标准、探索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

双向耦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专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有效实践。随着工作的推进,两者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越来越凸显。文章系统阐述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论述,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升了生态产品供给潜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增强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能力这两个方面论述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基于现有研究,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双向耦合的实现路径:(1)强化部门协作、增强共建意识;(2)加强空间规划、优化配置格局;(3)创新绿色金融、拓宽资金来源;(4)健全基础制度、完善制度体系。

“两化”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生态环境和资源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打通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通道,是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视角,在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改造,优化延伸乡村生态产业链条,以及健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机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度

在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跨界流域空间协同治理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流域上下游间的利益关系仍有待梳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健全。采用多源时空大数据和InVEST模型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物量,运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值法、当量因子法评估了价值量,基于2010、2015、2020年增江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结果,确定了理论生态补偿标准基础值。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量化上游龙门县和下游增城区的需求程度,并进一步调整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2010、2015、2020年生态产品价值分别为龙门县72.413亿元、71.727亿元、70.478亿元,增城区44.096亿元、44.206亿元、41.326亿元;上游龙门县生态产品价值有所下降,但其生态补偿优先级显著高于增城区,应由下游增城区对龙门县进行生态补偿;对应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龙门县5.599亿元、2.909亿元、2.705亿元,增城区0.274亿元、0.197亿元、0.153亿元。本研究拟为横向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我国省域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分析

森林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的主要类型,其供给效率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采用可变规模假设下的Super-SBM模型,选取2011—2018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测算其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结果表明: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森林生态产品平均供给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各年份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平均值均小于1,森林生态产品供给相对无效;从地区差异上看,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北地区,大体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由西北到东南递增的趋势;从时间趋势上看,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北地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相对平稳,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呈现上下波动态势。为此,需从发展和保护2个维度增强森林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双碳”目标下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策略探讨——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能耗高和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之一。在“双碳”目标下,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汽车产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重要抓手。梳理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基于技术创新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双碳”目标下,我国碳减排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汽车产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聚焦节能降耗减碳,从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角度探索我国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包容对农民工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增强农民工安全感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着力点。将社会包容分为制度包容、行为包容和价值包容三个维度,采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Ologit回归探究社会包容对农民工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包容、行为包容、价值包容、性别和年龄对农民工安全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情况和收入状况对农民工安全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制度包容对上过大学、具有党员身份、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安全感的影响更大,行为包容更能影响非党员身份农民工的安全感,价值包容对上过大学、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安全感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民工市民化歧视预警机制,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不断提升农民工安全感水平。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不同利益主体利益需求的差异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行动积极性。生态保护红线外部企业低参与度和高经济利益性的冲突,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强烈追求与其承担补偿责任较小的冲突,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经济行为的求稳性与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风险性的矛盾等,对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都具有深刻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的有机整体,其有效运行依靠不同利益主体在补偿额度分摊、补偿方式选择和补偿监管执行等环节中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战略、组织和信息等多维度协同。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ESG表现

文章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彰显了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渠道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两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重点合作行业、重污染合作行业、国有企业、非节点城市企业中表现更强。文章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提升企业ESG表现提供了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地流转,有助于盘活农地资源,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地流转,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地流转中发挥中介作用;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在不同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影响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农地流转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当农业机械化或市场化达到某一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因此,应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政策指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深化农地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从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到期后再延长15年,到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到期后再延长30年,再到2009年逐步展开的农地确权颁证工作,无疑体现了中国农地产权逐渐明晰和强化的过程。农地产权结构的强化,进一步推动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达15.62亿亩,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为5.32亿亩,承包耕地流转率由2009年的12.10%提高至2018年的37.76%,但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下降,承包耕地流转率分别降至35.90%和34.08%。总体上看,中国承包耕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