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黑名单的行为性质与可诉性研究

行政黑名单行为模式上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但其行为性质并不会因此而呈现多样性,将行政黑名单定性为负担性具体行政行为,能避免目前行政法理论中“行政行为”概念的模糊化和泛化。行政黑名单的可诉性需区分具体行为模式来探讨。单一型黑名单损伤了相对人的社会信用利益,令相对人法律上的身份地位从一般行政相对人转变为违法行为人,单一型行政黑名单具备行政行为可诉性,但也要关注程序完整性对单一型黑名单可诉性的影响。间接惩戒型黑名单模式中虽然黑名单本身“隐而不发”,但仍然是后续惩戒措施的主要依据,起诉应以撤销黑名单为诉求。直接惩戒型黑名单模式中,黑名单决定与惩戒措施的关联紧密时,以黑名单决定为起诉对象更为适宜;黑名单决定与惩戒措施关联较为松散时,可允许相对人在对惩戒措施提起诉讼时同时提出对撤销黑名单的诉讼请求。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内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成就、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背景下党中央逐渐构建了一套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廉政法规体系,党的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显现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一体推进、数量扩展和质量提高并驾齐驱、坚持重制定和抓执行一体发力等特征,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党内廉政法规体系仍存在结构失衡、执行力度不足、实施效能不彰、监督弱化等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党内廉政法规体系,统筹推进党内程序性法规与实体性法规的制度均衡,健全党内廉政法规执行的责任机制和监督配套机制,不断提升党内廉政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我国的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在我国构建合理公正的市场竞争体系的过程中,行政垄断成为众矢之的。行政垄断阻碍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建构,滋生腐败,导致经济垄断。尽管《反垄断法》已施行数年,但行政垄断依旧屡见不鲜。规制行政垄断,一是要以《反垄断法》为基础,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完善责任体系和实施机制;二是要完善宪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三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关于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贯穿于习近平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论述的始终,是习近平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在对营商环境中市场与政府关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护、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关系、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统筹国内与涉外法治建设等关键问题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和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法律规制--兼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信息共享是政府的职责,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是公共治理、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目前,制约政府信息共享的因素主要在主体建设、内容及体制机制上。应当通过法律形式严格区分须共享信息与不能共享信息、基础信息和衍生信息,建立以单一身份为标识和基准的政务数据库共享体系,确立政府信息共享的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统一的信息共享法律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职宪法宣誓责任构成与完善——以2018年《公务员法》第九条展开探讨

就职宪法宣誓是公职人员将内心伦理精神外化为公开的行为表现,作为正式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具有法律上承诺的意义。宣誓责任是宣誓人违反宣誓规范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其构成可从宣誓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仪式和程序进行分析,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要明确拒绝宣誓、不当宣誓、程序瑕疵宣誓等各种情形、所承担的责任以及追究和救济机制,将不当宣誓行为脱虚入实、给予实际惩戒。

法治文明的中国道路探索及其贡献

作为人类法治实践不断发展的共同成果,现代法治文明在基本内涵上形成相对稳定的一般性标准,在各国实践形式上则表现出多样性特征。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是现代法治文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在法治道路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不仅汲取了已有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而且为丰富和创新现代法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中国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先进执政党引领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复兴进程中推进当代中国人权法治保障;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统一国家权力架构下规范权力的设置和运行;开拓了德治与法治协同、党规与国法并举的国家治理实践模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围绕改革发展实践,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成就。

维权与维稳的冲突与化解——基于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考察

如何合法、正确、有效处理维权与维稳这一矛盾是行政法和行政法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社会实践问题。在一个法治环境日渐优化,通过对维权与维稳的性质、特点、种类和冲突的行政法分析,提出摒弃以政治思维、权力思维的方式解决和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冲突的习惯,以法治思维方式重新认识维权与维稳及相互关系,以合法与否为价值判断标准,并在此价值标准判断下,选择相应的法治方式化解维权与维稳的矛盾冲突,是化解维权与维稳的根本之策。

闽西苏区立法实践

闽西是全国最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地区之一。在夺取政权后,如何有效地巩固政权和深化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闽西苏区政府行为和职责的一种考验。经过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筹备和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确立,闽西苏区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法律来重新确定秩序。以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立法为代表的立法实践,形成了相对完备、系统的法律制度,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立法的高峰——开展立法时间早,颁布法律多,立法符合实际首创性强,且立法在闽西广泛实践,开辟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新道路,摒弃了旧有的法制,开创了人民民主法制。

公产法视角下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以F省第一轮公车改革实施情况为例

公务用车的法律定位是行政公产。从F省第一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看,公务用车在设置上存在目标模式偏差;在使用上欠缺行政效能,适用事项和程序不清;在管理上具体规定和配套制度乏力,共享平台建设薄弱;在监督上仅限于内部监督,未能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进一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给予支撑。为此,建议明确公务用车制度的设置方式和程序,确立科学合理的设置制度;遵循合法、不违背设置初衷和最佳使用的原则,形成高效便捷的公车使用制度;加强"公物仓"建设,健全规范严格、资源整合良好的管理制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建设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制度。

《监察法》与《刑法》相关制度的错位与矫正

监察机关不仅要以《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为准据调查职务犯罪,而且同时必须以《刑法》为标尺,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监察法》与《刑法》都是反腐的利器,有共同的内在追求与旨趣。但是,目前《监察法》与《刑法》间存在着制度错位。为此,应对《监察法》和《刑法》相关条款做扩大解释,修改《监察法》《刑法》相关条款,克服二者制度上存在的错位。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法治内容解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百年法治实践探索形成的。它既遵循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国情、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未来五年法治领域的主要目标任务作出规定;首次以专章形式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总体要求、工作布局、重点任务等作出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实践,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监察委监督职责的法理解读

国家《监察法》授予监察委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以及相应的履职权限,这三项职责各有侧重,不能互相混同,其中监督职责是监察委的首要职责。为落实监督作为监察委首要职责的立法定位,需要进一步改革监察体制,调整监察委内设机构及其职能配置,增强监督力量,确保实现监察全覆盖;修订完善《监察法》,充实监察委履行监督职责相应的权限和程序机制,如检查权与检查程序,推动规范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制度的相关立法,为监察委履行监督职责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另外,需加快公职人员履职和财产申报数据库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强化监察委监督能力。

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制度的差异弥合--以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九市为切入点

“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珠三角与港澳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司法制度差异制约了三地融合发展,其中仲裁制度的差异就极具典型性且亟待弥合,而弥合的关键就在于构建临时仲裁制度。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推动珠三角商事纠纷解决制度与国际接轨,带动珠三角仲裁制度转型升级,推动珠三角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已有的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可以作为构建珠三角临时仲裁制度的重要借鉴。通过完善立法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打牢基础,改良制定珠三角临时仲裁示范规则和仲裁员队伍建设,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架设梁柱,加强临时仲裁行业监督和仲裁职业保障,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提供外部保障,进而从前提根基、关键要件、外部保障三个层次,修缮搭建出珠三角临时仲裁制度的“金字塔”框架结构。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形成权的行使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被数据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府在收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内容上变得更为广泛,在收集途径上变得更为多元,在收集和处理方式上变得更为多样。这些改变导致政府行使收集、处理信息的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急需解决。对于政府信息形成权,需要区分其不同的行使方式,从行使的原则、程序和审查监管等方面加以规范。当政府信息形成权造成损害时,公民具有异议、复议、起诉和求偿的权利。

涉数据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定标准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数据的积累和应用,而平台数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在其商业模式的影响下,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之间围绕数据的获取和使用等行为产生了利益冲突。由于我国尚未确立数据相关的权利,现有司法裁判中通常寻诸《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规制。虽然此举是目前相对可取的模式,但实务中的正当性判定仍存在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情况,同时,一般条款亦存在适用边界不明晰的问题。因此,需要对现有司法判定方式进行局部调整,将审视“搭便车”行为、关注消费者利益和市场效果作为改进的一般原则,把相关市场界定和比例原则作为具体操作思路,再从多元视角分配利益格局,以进一步完善涉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定标准。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重大修订研究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集中体现了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实效性”导向。修订版《条例》部分借鉴了《立法法》的理念思路,在框架体例上则明显摆脱了原《条例》程序性思路的局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促进党内法规制度创新的生动体现,是依规治党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典范。

大陆法系公法与私法内涵嬗变的历史脉络——从概念工具到体系化标准再到价值取向

公法与私法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从单纯的类型化的概念工具,到学科体系化的工具,再到包含价值取向内涵的法学术语这样几个阶段。通过梳理公私法概念的时代特征与演进特征,认识到应在变迁的需要、语境与传统中研究公私法问题。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公私法二分问题上,我们的传统、我们所处的阶段和未来的走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之维:理念、方式和制度——从西方法治的困境谈起

法治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法治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西方法治所根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根本的缺陷,西方法治的输出也未给输入国带来发展和进步。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人民为中心,它摆脱了西方法治为资本控制的困境,原创性地提出了法治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方式和新制度——“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理念指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推进方式和“法治体系”的制度保障,实现了对西方法治的超越,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需求识别与精准供给:大数据地方立法完善思考——基于政府部门与大数据相关企业调研的分析

当前政府和社会的大数据立法需求主要包括完善管理体制、畅通汇聚共享环节、明晰数据权属、明确数据开放开发规则、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完善产业促进措施六大方面。现有地方立法核心概念不一,导致制度存在地方差异,同时在治理理念和具体内容上存在不足,远远滞后于数据治理和数据经济发展的迅猛之势。大数据地方立法应当回应政府数据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实践需求,以数据资源高效利用为导向,明晰数据治理主体和责任,建立汇聚共享、开放开发、安全监管等数据资源利用的制度框架,梳理促进和保障大数据发展的主要调整手段并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