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改革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新发展

"最多跑一次"改革既是"放管服"改革在地方的创新实践,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以往很多改革不同的是,"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对政府职能体系、流程再造和运行机制都提出了多重改革命题,由此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全局思考规划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对于统筹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生态文明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基于江浙两省的调研分析

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发展既是应对我国日益频繁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促使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要求。江苏和浙江等地的实地调研表明,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是一种必然。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必须加快生态型政府建设,创新政府绩效评估体制,强化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确保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发展的规范、有序。

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县域经济转型研究

县域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目前浙江县域经济正面临着要素制约日益突出、区域分割严重、高级要素难以集聚等问题。为此,作者提出,浙江应推进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向以都市圈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转型。县域经济的转型路径因各县的经济基础、约束条件不同而各异。转型的最终目标是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各有分工、功能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构成功能完善的城乡空间单元。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源头治理——基于“两山”论在浙江的实践分析

近些年,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且具有普遍性。从逻辑上分析,源头治理是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上佳策略。然而在源头治理上,我们却有惨痛的教训。自2005年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以来,浙江在实践"两山"论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让人民群众在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中过上幸福安康、尊严体面的生活,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些探索不仅是从源头上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有力举措和治本之策,而且对浙江包括全国今后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和谐共生开创美丽浙江新局面

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经济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浙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全面、更加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人们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因此，浙江应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美丽浙江，努力将浙江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中国先行区。

浙江海宁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做法与经验启示

推进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的关键所在。浙江海宁以土地要素为核心,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把要素差别化配置作为政府的"有形之手",把企业亩产质量和效益作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其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要素配置效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落后产能淘汰,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海宁的做法与经验对其他地区而言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

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

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与治理逻辑。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是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的实践过程。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互构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策略性合作构成了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真实逻辑。社区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治理的简约意愿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实践同构,是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拓展。

分类与平衡:政府雇员制改革的路径探索——以B区政府专业聘用人员制度建设为例

雇员制是破解地方政府人力资源结构性难题的一种可能选择,但其作用仍有待发掘,甚至对于政府雇员的角色定位及制度设计问题依旧存在不少理论争议。而B区政府专业聘用人员制度建设则通过设置不同于辅助型雇员和聘任制公务员的职位类属,建立与公务员序列相平衡的管理框架,既为解决地方政府用人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形成政府雇员序列内部以及与公务员序列相统一的分类管理体系提供了新路径。B区经验对于当前地方改革的启示在于,应以构建更规范、精细化的政府人事管理体系为导向,重塑官僚制行政逻辑,包括基于专业属性和功能需求创新职位分类,优化编制、职务、职权配置,建立差别化的绩效管理体系。这些又依赖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突破固有的体制性壁垒。

“微时代”应急处置的非常规挑战与应对策略--基于浦江“2·16”大搜救的案例分析

转型期中国的突发事件频发,已进入典型的高风险社会。"微时代"的到来给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新挑战已成为各级政府能否成功应急处置的关键。浦江大搜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深刻地反映了"微时代"微传播、微动员、微直播、微认同给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带来的诸多非常规挑战,其成功应对具有典型意义。从浦江大搜救来看,"微时代"创新决策、社会协同和危机沟通模式等是成功应急处置的关键,应成为新时期突发事件创新应对的规范性操作流程。

“沉默的螺旋”效应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

"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了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很大挑战,网络社会甚至出现了"反沉默的螺旋"现象。但现实社会中的仇腐仇官现象以及网络环境所形成的类似意见气候,集中体现为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以及群体极化,导致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仍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亦给各级政府妥善应对此类事件带来了很大挑战。唯有强化源头治理、规范网络行为、重塑网络意见环境,并建构起立体多元的媒体传播渠道与受众整合机制,巧用各种传播技巧,各级政府才能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使"沉默的螺旋"成为积极、开放的"螺旋"。

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湖州市的实践探索与路径构建思考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是将户籍制度与城市化战略和其他制度联动改革,削弱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无疑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深度剖析湖州市新一轮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并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构建思考。

城市社区物业费收缴的运作逻辑——以南京一房改房社区为例

以南京西苑一个房改房社区为例,分析了物业费收缴中物业公司的收费策略及其对物业秩序和邻里政治的影响。游走在"撤出"与"被炒"之间,是物业公司常规化行动选择和物业费收缴逻辑。在此行动框架和利益逻辑下,物业公司依据业主的交费差异制造分化,并采取了依法追缴、规则运作以及拉拢积极分子、瓦解钉子户等收费策略。物业公司针对分化业主而实施的策略性收费,不但建构了具有韧性边界的物业秩序,而且依据差异政治的运作逻辑,制造了业主分化的邻里政治。如何保持韧性物业秩序和警惕物业公司对差异政治的运作,是需要加以注意的物业问题。

公车改革攻坚：三种改革方案的比较及启示

公车制度改革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多年,然而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依旧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目前,我国各地推行的公车改革有货币化改革、公车租用、加强管理型等多种模式;国外公车管理也有严格公车采购和配备、严格控制公车私用等经验。本文从我国公车改革历史背景入手,对当前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模式进行比较和剖析,指出各种模式的优缺点,提出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建议和对策,期望对当前的公车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五水共治”的文化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视治水的传统。作为中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元素和瑰宝之一,治水文化的传承创新对国家软实力构建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作为治水的排头兵,浙江的"五水共治"是对古代治水"天人合一"文化思想的演进升华,是一种全社会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文化风尚。从这个角度看,"五水共治"战略不仅为我国水环境治理贡献了浙江经验和智慧,而且还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环境治理模式、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群体性事件中的第三方干预--基于媒体干预的视角

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增长态势,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自身的特征、优势和它在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流通、消除谣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公众在进行自身利益表达时对其的偏爱都有利于媒体以第三方干预的身份介入群体性事件中,促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朝着有效、理性的方向发展。媒体第三方干预的路径主要有: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搭建官民对话平台;平衡官民关系,协调冲突双方关系。而关键是实现媒体第三方干预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政府主动接纳媒体的介入,加快信息公开进程;民众整合自身利益诉求,消除非理性利益表达是确保媒体实现第三方干预的保障。

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与行政审批制度的渐进式演进——对杭州审批代办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过程。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试图对杭州市最新推行的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产生的原因、作用和发展趋势作一初步分析。作者认为,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是在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它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推进作用。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它进一步改善了杭州市的政策环境,提高了城市的竞争能力。同时作为一项新的政策,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完善。

论“十二五”时期我国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建设——基于“神木医改”的再思考

"神木医改"自实施以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该医改方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通过理顺管理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等措施切实解决了全县近40万城乡居民的医疗问题,率先实现了全民医保。神木的改革为我国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本文从分析和总结神木的改革经验出发,提出了我国"十二五"时期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和路径选择。

我国公众反腐的渠道变革与创新:基于政治营销的视角

坚持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路线,不断拓展公众反腐渠道,是党和政府领导公众反腐的基本方略。传统的公民反腐渠道运行已不适应当前渠道变革与创新的潮流。在多重动力推动下的网络反腐渠道的蓬勃发展是我国公众反腐渠道变迁中最突出的特征。当前应吸收政治营销学中的渠道创新理论的精髓,坚持渠道间互补、渠道内深浚、制度化推进的思路,积极推动网络社会背景下以现实制度反腐为主体、以网络反腐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反腐格局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