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政府实施"数字印度"战略后,陆续推出数字化身份认证(Aadhaar项目)、普惠金融计划、"废钞运动"等多项改革举措,刺激了印度金融科技的发展。2015-2017年印度金融科技呈现迅猛增长,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越来越高,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质量提升。印度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融资事件和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国内民众对金融科技接受度在全球也位居前列,逐步形成了以数字支付、网络借贷(P2P)、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为主要业态的金融科技发展格局。

疫情时期中国金融政策对提升社会经济恢复力的效果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各省份社会经济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如何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成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熵权法和TOPSIS法,以金融政策传导机制为理论基础,选取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得到疫情下金融在社会经济恢复力中的贡献;在熵权TOPSIS法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整合截面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政策对社会经济的恢复有显著影响,可显著提升社会经济恢复力,但金融基础对社会经济恢复效果的影响则不显著。

人民币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文章采用计量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有效汇率对我国出口和进口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汇率与出口、进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汇率的升值对我国的出口具有短期消极影响,但影响微弱;尽管汇率的变化与我国的进口的关系与理论基本一致,但在统计意义下,汇率并不影响我国进口。文章认为促进出口和推动对外贸易,不能单纯直接依靠调节汇率,而是需要通过外部需求来调节,通过扩大内部需求,间接推动外部需求,扩大出口。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短期价值效应度量

文章采用沪深证券市场的并购事件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对中国证券市场并购事件的短期价值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并购事件具有短期投机价值,但监管的加强、投资者的成熟、证券市场的不景气等因素影响着并购事件投机价值效应的发挥。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管理与政府资助博弈研究——以煤矿安全投入为例

从企业和政府互动角度出发,根据企业技术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特征及创新模式的差异,根据渐进性技术创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不同情况,分别构建了企业和政府对技术创新投资和资助的多阶段动态期权决策模型和互动博弈资助模型。同时通过煤矿企业安全投入的技术创新案例对模型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对政府资助模式和决策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生态系统可利用性视角下的商业模式启动机制——基于京东的扎根探索研究

如何利用已建构的商业生态系统,高效开启焦点企业的商业模式,是理论界和实业界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商业生态系统的“可利用性”角度出发,在识别生态功能/属性基础上,匹配焦点企业的生态位角色及策略,以探究新商业模式的开启机制,并以京东为例开展扎根理论研究。研究发现:处于商业生态系统中心的焦点企业,通常面临“动机缺失”“能力缺乏”与“主体缺位”等商业模式启动挑战。焦点企业(生态主)应该利用生态系统的功能属性(展示主场、学习俱乐部、引力磁场),定位“愿景展示者”“知识协调者”和“服务主导者”角色,匹配“共赢”“赋能”“吸引”的生态圈策略。本文旨在为新经济背景下新商业模式的开启提供借鉴,同时为商业生态系统与商业模式启动的过程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新冠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生产运行。印度人口高密集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印度疫情传播和治理的特点。而印度制造业原材料及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极高,疫情的冲击使得制造业供应链进入短暂“停滞”时期。同时,疫情的走向转变了厂商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为印度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通过月度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生产水平产生了较大冲击;长期内,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有限;同时,疫情对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印度政府也正在全面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降低疫情对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我国制造业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专利能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中国创业板的数据分析

创新驱动发展,测度创新最常用的指标是专利,专利能否提升企业价值,关系到专利活动的意义和可持续性。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355家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发明申请数对企业价值影响不显著,授权数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且效果滞后;实用新型申请和授权数均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外观设计申请和授权数对企业价值影响不显著或偏负面。因此,应继续把专利做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抓手,持续鼓励发明专利申请,进一步重视和发挥实用新型专利的作用,优化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加大专利申查力度,提高专利整体质量。

联合风险投资、市场气氛与IPO抑价: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风险投资在我国方兴未艾,为创业企业提供大量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和影响企业的管理活动和决策,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同时影响企业的IPO进程。本文以2014—2020年深交所创业板有风险投资参与的4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联合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的影响以及市场气氛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联合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IPO抑价率显著低于单一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市场气氛加强了联合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率的限制作用,市场气氛热烈的时候,联合风险投资更能有效降低IPO抑价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联合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IPO首日换手率显著低于单一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相较于CVC+IVC以及IVC+IVC的联合风险投资合作模式,CVC+CVC的合作模式更能显著降低IPO抑价率。

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以实际控制人特征为视角

本文在对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中加入实际控制人这一特质,对比分析了'有主''无主'公司业绩稳定性表现差异,以及实际控制人对于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稳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及公司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权力'模式,从实际控制人的视角来看,实际控制人拥有更高所有权比例更有利于公司平稳运行;从股权结构来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发展稳定性越好;从管理层来看,管理层越'强势'公司发展稳定性越好,而极度分散的股权结构、缺乏实际控制人、'弱势'的管理层并不能保证公司的平稳运行。同时本文研究发现'无主'公司中,控股股东对公司业绩稳定性的正面影响较'有主'公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