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三线模型”视角下国企混改的内审结构问题研究

在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探索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实施策略,对于助推国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进程,服务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总结了目前国企混改以及内部审计存在的结构问题,基于内部审计“三线模型”梳理了内部审计的目标和任务,深入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企内部审计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审计助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形成“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内部审计”闭环审计服务体系、加强审计整改和强化内部审计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背景下内部审计在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促进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经验证据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以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为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降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带来了幸福感的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测度了31个省市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居民幸福感的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降低收入差距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此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在青年人群体以及中西部区域更显著。本文从幸福感的视角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和人群溢出效应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注册会计师行业职能的困境与对策探讨——以广东省为例

2019年,康美药业被查出伪造虚增巨额营业收入和货币资金,其审计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被罚没5700万元。近年来,瑞华、大华、兴华等会计师事务所也都被爆出未能勤勉尽责,注册会计师行业问题频发。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职能发挥上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能力提升和质量控制、加强人才培养、加强审计监督、加强宣传引导和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等对策。

共同审计师能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吗

如何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审计师的视角,运用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共同审计师是否能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发现,与高国际化企业聘请相同的审计师能对低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行业竞争程度会增强这一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审计师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代理冲突、改善管理层国际化信息环境等机制促进企业国际化;在聘请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两职是否兼任的不同情况下,共同审计师对企业国际化的正面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本文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研究,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共同审计师的作用,对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具有启示意义。

国资监管背景下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分析--达安基因发展之启示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以线下经营为主的餐饮、影视等行业面临着巨额亏损和倒闭风险,在此背景下,近乎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均面临着不小的阻碍。但也有一部分企业在这场疫情的冲击中逆风而行,实现了研发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双丰收”,其中不乏达安基因这样作为我国国有经济重要支柱的企业。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资源编排视角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机制——基于广药白云山“造血式”扶贫实践的案例

文章以广药白云山帮扶贵州刺梨产业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探究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实现商业利益和社会福利共赢的内在机制,并构建了资源编排视角下的协同价值创造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企业将市场化机制融入扶贫实践,通过科技赋能机制、资源互补机制及品牌引领机制能够实现企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互动共赢;文章还构建了特色化的“造血式”扶贫绩效评价体系,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角度进一步验证企业履行扶贫这一社会责任的共赢机制。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新时期深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借鉴参考。

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变革: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

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管理会计应当主动迎接数据要素资产化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管理会计工作的新发展。本文通过对南方电网的数字化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发现,数据价值实现和管理会计变革是企业从传统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向共享价值式管理会计系统转变的两个关键阶段,前一阶段是企业通过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跃迁、实现价值变革的过程,后一阶段是企业数据资产化“逆推”管理会计体系内嵌、实现范式变革的过程。本文最终提炼出“中国式共享价值管理会计体系”模型,体现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动因、过程和结果。模型构建了一个由数据要素作为核心驱动力的链条,数据要素首先推动管理会计领域的创新实践,进而助力企业创造共享价值。该模型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不仅深化了战略管理会计变革的过程性理论研究,更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数据确权与数据资产化国家政策,为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的制度激励机制。总之,该模型不仅吸收了西方的管理控制思想和资源理论,还强调了共享价值的导向。基于此,学术界与实务界应强强联合,立足于构建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战略视角,对该理论模型和相关案例进行持续研究,提升管理会计隐性应用知识的显性化,为我国管理会计应用和发展提供专属性支持。

控制权转移与“卖方”老股东治理:谁阻碍了管理层留任

“IPO核准制”催生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交易定价。本文以2000-2017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目标公司市场选聘类核心管理层为规避因控制权转移带来的离职风险而与新控股股东合谋的策略、路径及留任后果。研究发现:(1)管理层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会使扣除“壳价值”的控制权转移真实溢价下降,且扣除“壳价值”的控制权转移真实溢价越低,控制权转移后管理层留任的机率越高,该研究结论在考虑了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2)扣除“壳价值”的控制权转移真实溢价在管理层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与其自身留任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同时,由于“卖方”老股东保留了目标公司的少部分股权,在控制权转移后仍会以中小股东身份存续在企业中,控制权转移中的“合谋压价”中介效应会受到包含“卖方”老股东在内的非控股股东治理的反向调节。(3)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后,当由“卖方”老股东、机构投资者和股权制衡所形成的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好时,管理层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压低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价格进而实现留任的路径会不成立。本文的结论为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行为、形成优秀职业经理人保护机制、控制权转移后通过善用“卖方”老股东来完善公司治理和缓解代理冲突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当前新《证券法》注册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高溢价并购可以带来高市场回报吗?

本文以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并购溢价与并购短期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吸收合并、商誉和业绩承诺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溢价会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同时资本市场也存在着并购消息提前泄露的问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有追高情绪,吸收合并类并购重组的并购溢价更能促进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提升;在经历了2015年A股市场异常波动后,市场回归理性,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的高溢价并购无法再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本文结论丰富了并购溢价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的研究,为规范并购交易定价和促进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完善影响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的经验证据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本文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探讨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一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政府偏好转嫁导致的国有企业资本过度投资倾向,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强度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提高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2)异质性检验发现,当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时,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4)排除了“负向盈余管理”以及“工资侵蚀利润”替代性假说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僵尸企业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利用2003—2019年沪深A股数据,基于竞争条件下外部不经济性的分析框架,考察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挤出了正常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且提高债务融资成本是僵尸企业降低正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之一。进一步研究发现:(1)僵尸企业占比的提高使得正常企业更愿意用资本替代劳动力;(2)当正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或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3)僵尸企业对僵尸企业自身的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在理论上补充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以及僵尸企业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上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僵尸企业负外部性的认识和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

“非国有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

本文用“进入权”对非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赋权”,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局限,以2007—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并购前后“非国有派”董事的变化对国有企业并购非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后三年,随着“非国有派”董事在董事会占比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显著提升,该结论在更换核心变量、改变模型、扩大样本区间以及使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DID政策冲击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后“非国有派”董事人数的增加可以提高监督治理水平(增加董事会召开次数并降低国有大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优化战略决策效果(促进数字化转型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增强资源供给能力(缓解税收负担和融资约束)。拓展性分析发现,“非国有派”董事积极参加混合所有制并购带来的并购绩效提升,最终能够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及抗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并购中实现资本的有序扩张以及保障“非国有派”董事的话语权,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中国对外开放与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

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是中国对外开放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文章就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融入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竞争中性规则发现:中国制度型开放面临竞争中性在国际协定中不断扩散、国有企业竞争不足引致对外开放对竞争中性内在需求的基本对外开放格局;尽管国内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否应当对接竞争中性存在争议,但竞争中性具备的合理内涵有助于中国对外开放;对比主要协定竞争中性条款内容发现,中国参与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如RCEP,尚欠缺国有企业竞争中性条款,同时已有涵盖竞争中性条款的主要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大量豁免内容,虽能保障缔约国特定国家政策,但存在涵盖市场主体偏差、弱化规则约束力、所有制歧视的缺陷。因此,为破解西方国家主导竞争中性规则带来的束缚,有必要以RCEP升级推动形成中国版竞争中性规则。

能源企业A公司ESG信息鉴证项目的实施做法

A公司是一家大型成品油和石化产品供应商及油气生产商,系A+H股上市公司,业务类型包括勘探及开发、炼油、营销及分销、化工、国际贸易和科技研发。自2006年起该公司开始发布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相关信息,并于2020年起聘请第三方对相关信息披露进行鉴证。笔者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振)对该公司2021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执行独立有限鉴证并出具独立有限鉴证报告为例,对鉴证流程与鉴证报告披露内容进行介绍分析。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创新-资本”互动共演与后发企业追赶——以药明康德为例

后发企业通过创新能力演进实现向独角兽企业的跃升,是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创新能力演进的过程中,后发企业的创新导向和投资者偏好可能产生冲突,从而产生融资约束。基于这一问题,本文采用纵向案例探究药明康德在创新能力演进中的创新与资本互动共演的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在“创新-资本”共演机制的影响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规模互相促进、协同共生,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创新导向和资本的投资偏好不匹配的情况,此时企业需要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放弃原有的市场,寻求新的资本投入,避免被资本裹挟而放弃自主创新。本文揭示了企业创新导向和投资者偏好之间的匹配关系,也为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提供了实践指导。

商誉“暴雷”是否夸大其实?——基于“优质公司”的视角

是否只有劣质公司才会滥用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的会计准则,引发商誉"暴雷"大幅计提减值,在会计界一直颇存争议。本文从优质上市公司的视角,分析了商誉在形成、确认和后续计量中的关键冲突问题,发现优质公司并不愿意及时计提商誉减值,且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在"倒挤式"商誉及商誉减值确认准则下,资本市场可能在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前已经吸收了部分商誉减值信息,主要表现为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前公司的市净率(MTB)已持续走低。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可能会滥用商誉及商誉减值准则,延迟商誉减值的确认和披露,这会导致公司未来业绩急剧下滑。案例分析表明,当并购中使用大量的股份支付时,有可能会导致被收购方所有者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达到并购中业绩承诺规定的承诺期业绩目标,控股股东(被收购公司所有者)会与管理层合谋,延迟确认公司的业绩下滑和商誉减值,这会引发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总体而言,本文旨在现行会计准则框架下为如何完善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提供决策支持信息,并在减值测试、并购交易、表外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方面提出相关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