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尽管美国学术界已对一批美籍华裔作家创作的文艺作品给予了特定的关注 ,但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没能成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大多数美国读者还是把这些作品视为“局外人”或“另类人”的故事。本文试图从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角度 ,对这批作品中的两篇著名小说做一些探讨。本文所讨论的两篇作品分别是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和汤婷婷的长篇小说《顽猴爷的赝书》。在讨论中 ,本文将专注于两篇小说所反映的一个海外华人共有的问题 ,即“文化认同”问题。作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 ,谭恩美和汤婷婷都在其小说中着重表现了中国移民的母体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峙 ,居美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冲突 ,以及居美华人自身男女之间、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认同”的问题就存在或产生于这类对峙、冲突和矛盾中。本文认为 ,两篇小说不仅揭示了以上种种的矛盾和冲突 ,而且还都努力为居美华人走出“文化认同”的危机指出了方向 ,当然两位作者所采用的视点和处理手法很不一样。

冲突中的调和:现实和想像中的家园

随着不同时期的移民潮、难民潮、留学潮、旅游潮的波浪起伏,家,对于居住在地球村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文化身份的符号,更具有物体的和精神的双重或多重性。在地球村的文化经济秩序和模式的多元化、重叠化的后殖民时代,任何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与其他文化互相影响,交流,渗透,以及排斥,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的移民的后代,随着行李箱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对故乡的文化认知和记忆会抽象成为寓言性的象征物,即使是寻根的文化活动,也会转化为文化图腾膜拜的典礼仪式。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下)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上)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下)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