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雕为中心的艺术史叙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的中国古代石雕

在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由文物商人卢芹斋选送的隋代石雕阿弥陀佛像被置于展览场地伯灵堂中央,整个展览以此为中心展开。这意味着这件阿弥陀佛石雕在展示中国艺术与文化舞台上的纪念碑意义。这次展览虽举办于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的英伦,但却对现代艺术体系中石雕观念在中国本土的生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釋上博簡《容成氏》的“敃終”

上博楚簡《訟(容)城(成)氐(氏)》是一篇含有濃厚古史傳説性質的政治哲學文獻。以四代(虞、夏、商、周)、五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的古史系統爲框架,講授賢不授子、禪讓之道的概念。全篇共存完、殘簡五十三支,簡長約44.5釐米,每簡約抄寫四十二到四十五字不等,一共有兩千餘字。至今,屬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的《容成氏》已經發表有十二年之久,學者如切如磋取得了很多基本工作的進展。

汉代粮仓艺术表现研究：回顾与思考

汉代粮仓艺术表现以其材料的丰富性成为学界一直以来的关注要点。各人文学科对这批材料表现形式及背后的社会现象及丧葬礼俗的研究,都推动了对于汉代农耕文明的认识。在新的观点不断出现的同时,学者们也不断反思此前的研究方法,开始关注其他学科的焦点问题,从而呈现出现跨学科研究的状态。但现有的讨论、应用和反思限于以艺术表现反映历史事实和以墓葬功能为重点的两个方面。未来可以以此为基础,沿着跨学科的方向在研究问题、范畴、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对粮仓这一表现题材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敦煌写本中的人神禁忌

作为中国医学的最具代表性的疗法,针灸和艾灸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传统的重要传承,也与各个时期及地域独特的文化、信仰与习俗息息相关。在存世的敦煌写本中就保留了大量与针灸、艾灸相关的文献,其中涉及到大量"人神"禁忌的内容。人神这一概念与整个人神禁忌系统虽然都可溯及早期的医学典籍,但除此之外,敦煌写本中的人神还加入了隶属于民俗范畴的禁忌方式,在禁忌体系、文本载体两个层面带有阴阳术数等浓重的民间色彩,这也与唐宋之际民间信仰蓬勃发展及敦煌本地阴阳家的推行有关。

纹样与观念:丝绸之路与晕裥织物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

自丝绸之路诞生以来,织物作为主要商品在东西方之间不断被交易。这一大规模的长距离贸易不仅仅是实物的交换,也意味着艺术表现与观念上的交流。晕裥织物以其在丝绸之路沿途的广泛分布而成为丝路贸易的代表之一,而以织物为载体,晕裥这一装饰纹样历经了由西方向中国传播,并在中国本土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对东西方文献的梳理可知,二者对于晕裥的描述与想象的相似性说明丝绸之路的两端在观念层面上也存在互动关系。

从文字到图像:艺术体系中石雕观念的近代转向

中国古代石雕作为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观念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及不同学科研究的目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尤其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中国古代石雕观念经历了从金石学着力考据,以古器物学为过渡,到有艺术及古物属性的石雕观念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石雕观念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向。

仙马、天马与车马:汉镜纹饰流变拾遗

汉代虽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强弩之末,在铜镜的铸造上却大放异彩,被认为是中国铜镜史的高峰期之一。历来关于汉镜的著录虽然丰富,对于汉镜纹饰里和马有关的图像,却还未多见讨论。[1]汉帝国向西北的扩张和经营,对良马的需求甚大,汉武帝求天马的故事家喻户晓,然而,汉代艺匠究竟如何描绘天马,在艺术史上还是有待研究的课题。[2]近来奈良国立博物馆戮力而为,举办了以天马为题的特展,但在汉代文物的选取上,却忽略了汉镜的重要性。[3]本文以考古出土品为主,疏整汉镜纹饰里和马有关的铭文和图像,期望能对学界的不足做一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