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岛争中的说理致胜之道——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与国际法透视

中日钓鱼岛之争并非日本与邻国间唯一的纠纷,如此的逢有邻国必有领域纠纷之现象绝非巧合:一方面日本局限于四个小岛,故自古以来即有向外扩张之压力;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战后为维护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蓄意安排的结果。在中日钓鱼岛之争执过程中,日本常用似是而非的手法企图栽赃中方以图巩固自身立场。与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依据相比,绝对相形见绌。中国在国际上与日本争论钓鱼岛主权问题,习惯套用历史之根据,胜过引用国际法的依据。实际上,国际法与相关史实绝对站在中国一边,中方也不能再用"以后再说"的思维来处理问题,一定要做到说理透彻,特别须要依照国际法据理力争。

康有为《葡萄牙游记》定稿时间考

姜义华先生等编《康有为全集》第八集将从上海博物馆中抄出的康氏手稿《葡萄牙游记》时间系之于1907年2月，可能不确。此时间之判定，主要根据于康氏于文首所言：“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不过编者未能注意到在“游议院”一章里康氏提到：“游恰经年，王与太子遂遇弑。追思旧游，为之惊惘”一语，按“经年”之说，则定稿恐在1908年。更核对之于葡萄牙历史，康有为所指“王颇贤，民甚戴之。

章太炎批“重政而亵种”

自1900年左右与“尊清者”分道扬镳之后，章太炎在清末的排满言论是大大出名的，如他直称满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参阅戚其章：《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512页），他曾在清朝的牢狱里说：“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

制度起作用吗?

作者认为,由于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我们无法区分制度的作用和产生这些制度的特定环境的作用,因此任何对制度作用的简单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通过对选举制度的分析,作者认为解决制度“内生性”问题的出路在于进行反事实推理。但进行反事实推理也面临着重重的现实困难。因而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制度只可以借鉴但决不能照搬。

马克思主义与内在关系哲学——如何用可研究和解决的“矛盾”取代神秘的“悖论”

大多数人在理解马克思时所遭遇的问题,不仅源自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复杂性,而且源自其概念内涵的多变性。这种特别的做法可归因于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它是马克思辩证法和他对抽象化过程(将我们内在的有关联的世界分解为最适合研究的"部分")运用的基础。马克思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体现于那些他所认为的必要的用以捕捉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不同的抽象的语言对应物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范畴,尤其是"矛盾"范畴,是这一(抽象化)过程的好的范例。

马克思辩证法的七个基本步骤

辩证法是关于世界的关系和过程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它们的方法,它使我们能够把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全貌拼在一起,在全部复杂性上把握甚至最庞大的问题。辩证法可被初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方法、实践。其中,哲学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可分为调查研究、自我澄清、阐述,实践可分为政治实践、理论实践。换句话说,辩证法是由七个独立的步骤组成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辩证法最完整和最成功的版本,只要世界还在辩证运行,我们就一直需要辩证法。

政府终结——基本经验模式与演绎模式

分析了政府终结的方法———基本经验模式和演绎模式方法。基本经验模式发展成主体,将日益复杂微妙的事件应用于数据统计,并受到学界很大程度的认可。演绎方法发展为不合作博弈,以主要政治角色的反应为标准,譬如,如果政府快要垮台,有关可能的选举结果就会被准确地预测。把这两种传统模式融合为一种综合的研究模式目前还没有转化为现实。

“渠聞滄見桐”考

有關康梁在流亡期間（尤其是慈禧死後）與北京政府的接觸,歷來研究者早已備述之,然而,此類研究多為一般性的與宏觀性的描敘（general and macroscopic description）,尤其過於側重標示出康梁與革命黨的決絕徹底態度之間的顯著不同。但對於細節的刻畫,尤其是,清室中樞內部的政治情勢,尤其是＂近支王公朋黨＂網路中的糾葛與暗潮。

定量社会科学能为历史学带来什么——以中古士族为例

历史学者对量化分析多持抵触态度。这种抵触并非“过错”或“偏见”。恰恰因为历史学内部的“量化”研究质量不高,才导致这种对数据分析的反感成为学科的主流。本文用中古士族衰亡这个话题为例,以说明历史学的量化研究在数据分析方法上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也为有关中古史核心问题的探讨带来不必要的分歧。用来自社会科学的更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恰能辅助历史学走出分歧,开启新的研究思路。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

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受到误读,但对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意识形态理论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列宁以气势磅礴的语言力量和清晰严谨的逻辑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强调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为特定阶级的权力服务;其次,列宁阐明了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武器批判作用,力促工人阶级利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谋求自身利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列宁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原则,指导马克思主义者推进自己的观念,打败资产阶级的观念。列宁逝世一百年后,这些真知灼见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理论瑰宝。

21世纪国际格局与中国之再起——兼论东北亚特殊关系

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考虑上,地缘经济将盖过(但非代替)地缘政治。在地缘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地缘经济时代的国际间权力均衡将是不同的经济圈(区域)之间的制约与互动,而非传统的国与国(或政治个体)间你死我活的抗衡与对立。中国由于经济猛速增长而再度兴起的局面在地缘经济时代有其特殊意义。虽然西方本能的反应是肤浅的"中国威胁论",但有两派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一是反主流的"全球学派",他们从全球经济历史上的探讨发觉这是中国第二次兴起,不能以西方第一次崛起国家的霸权行为来理解;其二是来自对"中国威胁论"持异议的主流学者,鉴于中国近十年来的实际表现,他们开始觉悟并认为,中国如没有称霸的动机,纵使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崛起也不足以成为一个国际上的"威胁"。

对政府的信任

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政府的信任》一文选自《信任与治理》（Trust and Governance,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一书。该文认为，信任在根本上是一种认知观念。

民主的限度与改进

本文主要研究了民主的运作及其局限。文章将人们对民主这个复杂制度的认识过程置于历史语境之下,同时思考了当代的批评家对民主的质疑。作者还考察了方法论问题,认为博弈论是社会科学的天然语言。上述这些反思构成了该领域新的研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