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团结机制的慈善及其困境——一则政治人类学分析

团结是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慈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团结机制。它以共同体内部的不平等为前提,从而创造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主流与边缘发生实质性联系的机会,在差异中建立普遍性的情感关联。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慈善机构替代原有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团结机制创造了条件。具体到中国语境,单位制度的解体、贫富差距增大、制度性个人主义的兴起,都为慈善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西方以社群主义主导的慈善不同,中国国家主导的慈善动员依靠爱心话语,即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普遍性。近来慈善领域的"信任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团结危机",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与民族、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双重断裂"。要克服慈善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超越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主体性、团结策略和普遍性话语。

身份政治和未来的可能性

距离《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出版才不过两年多，吕途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一次，吕途依旧保持着难以被忽略的双重身份。首先，她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和写作者，需要像任何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一样，和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但同时，她长年生活在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者聚居区，在这个意义上，她又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她是研究对象的同路人。

回到原点:海德格尔的希腊之旅

无数的旅行者在旅行杂志中告诉我们,大家往往并不是被那些新奇的、奇异的和奇怪的景象所感动,而是被那些经久的、熟悉的和可预期的景象所打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旅行中的预期(一种通过他人对某地的阐释所形成的怀乡情节)来结构旅行经验,就成为旅行的必须和难以避免的过程。在游记《诗意的栖居》中,海德格尔回忆了他于1962年的春天第一次访问希腊的经历,当时,他和自己的妻子艾尔弗莱德(Elfride)一起,游览了希腊的岛屿和雅典。他对上述地点的观察是以复杂的哲学话语为中介的,他指出,他的旅行更像是一次回乡的过程。表面上看,海德格尔拜访了希腊,而同样的,希腊也在情感和智识上拜访了他。

美国政治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访Telos主编罗素·伯曼教授

Telos对所有思想家开放 战洋（以下简称“战”）：Telos创办于1968年，我们都知道196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左翼运动在当时非常活跃。那么，Telos的创办是否和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有关系呢？能否说它最初是一本左翼杂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