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几种看法和研究趋势

在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中,有不少人信从英国来的“经验哲学”。因此,他们不太注意来自欧洲大陆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分期方法。但是,从我们美国这三十多年里所写的书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对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有自己的几种看法,或者说有几种历史“模式”(Paradiging)。这里,我准备谈五种“模式”和在每一种“模式”里的研究趋势。然后,我想提出一个既是“合成的”又是“全新的”看法,请中国朋友指正。

发电救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水力发电事业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国防工业与民用事业的电力需求也随之增加。西南地区水力资源丰富,因此积极建设水力发电工程成为缓解能源危机的出路之一。其中,资源委员会主持创办的龙溪河水电工程为国防工业提供了廉价动力;民营富源水力发电公司也为北碚迁建之区照明与其它民用事业提供电力。此外,我们也不应忽略自然环境、沿河民众与这些水电工程的互动。西南地区河流季节性的涨落影响了电力的稳定供应,而修筑蓄水坝又对沿河民众耕地、水磨等产生不利影响,以致于洪灾发生,地方民众归咎于水电工程,称其为新造之灾。近代中国水电事业在起步阶段受到技术、资金和社会等条件的限制。然而,不可否认,这些工程都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为最后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动力资源。

四川总督锡良的对藏政策

锡良任川省总督期间（1903—1907年），以其扩展的世界视野，促进了川省经济，因此他也拓展了清政府对西部藏区属地（dependency）的控制。他的做法虽满足了外国人在四川的部分要求，却基本上抵制了英国人自1904年以来从印度向西藏的入侵。

从中国角度看全球性:中国在世界历史和史学史中的作用

研究世界史、特别是最近以来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学者们基本上都同意: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对人类的历程和记载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样,研究中国的学者或许也把着重强调历史和现实、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互动当成理解人类共同起源和终极命运的钥匙。有一种中国历史的理论预设了五个不同政治秩序或国体的排序,这一系列的秩序或国体在以后的两个阶段中再次重复。通过借鉴这一历史理论,本文也勾勒了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在这个理论里,自远古到今天,五大不同的世界区域演变成了五个具有继承性和鲜明特性的世界中心。正如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五个不同国体那样为目前中国的政体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模式,这五个带有鲜明特性的世界中心也为当今的全球社会为建设一个更为有效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先例。尤其是当我们寻求创造一个和平的、公正的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时,中国历史里面有关文化国家的遗产理应成为有益的文化资本。,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摘要)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史学在这一新形势下的主要发展大概体现在以下五种潮流或者五个中心问题:(1)引发所谓"新文化史"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仍在继续;(2)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日益扩展;(3)后现代主义批评语境中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之间新的联合;(4)与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研究相联系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批评和挑战;(5)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及二者的区别,全球化的历史。尽管今天历史写作方式有这样一些主要的潮流,却仍然没有产生主宰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大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25—1928)

自19世纪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向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要战略是以“门户开放”为手段,尽量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尽管美国没有实际参与列强为建立各自势力范围而对中国领土的瓜分,但美国政府借口传教士和商人的“条约权益”,派遣炮舰巡弋于中国水域,调拨军队驻扎于中国领土。

春旱秋潦:天、人作用下的清代豫东农业社会困境

有清一代,由于豫东地势平坦,水流迂缓,因此河道易于淤浅,且受季风气候影响,降雨不均。一方面,疏浚旧有河道是减轻潦灾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豫东平原农田多为旱地,地表水源有限,为避免'晴则易旱,雨则易潦'的威胁,开通沟渠是改善农田水利的另一重要途径。尽管清人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但由于官府用力不深,缺乏长久的治理机制,加之豫省地方士绅力量薄弱,难以承担起兴利除弊的重任,而且地方民众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虽一时有开河挖沟之举,但难以持续,已有之沟渠数年之后皆被湮没,遂使豫东地区农业生产陷入春旱秋潦的困境。

当代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一种全球视角的考察

本文的目的在于批判、检视过去半个世纪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的主要变革及其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势头,试图以关注社会结构和变革过程的富于分析性的社会科学并结合各种量化模式取代只关心政治事件和名人的传统叙事史学,该取向与当时各种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认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议会政治模式乃全世界奔向现代化的圭臬。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述取向遭遇强烈不满,表现在诸如美国的民权运动、越南的反后殖民战争、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及日渐升腾的环保意识。史学的不满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取向——只关注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拒斥中得到了表达,历史不再被看做科学甚至不属学术而蜕变为一种想象的文学作品。西方文化及其科学的优越性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呼吁一种另类的关注大众各个阶层的历史文化,比如印度的"庶民群体",所谓历史乃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整合过程及史学具有客观性的观念均遭拒斥。1990年前后苏联体系的解体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一方面铲除了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的障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世界各地对文化霸权的抵抗且通常是暴力形式的抵抗。就史学而言,一方面,20世纪70-80年代的主流是关注民族和种族平等、底层阶级的积极作用、女权等,甚至到了1990年以后仍方兴未艾,呈现出全球视野;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在各种新社会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新的社会现实引发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更多关注,而社会科学亦从后现代主义的提问中获益匪浅,包括后者对文化因素的认可。

文化际全球视角中的现代史学编纂

本文试图对18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学编纂作一初步的文化际全球史梳理。其中的基本主题是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互动。西方的史学模式对这一时期所有的非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史学研究的日趋专业化及朝代兴衰史向民族国家史的转变。但面对西方观念,非西方各传统史学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既有的传统之上进行不同形式的改造。本书不仅对时至21世纪的西方史学史予以梳理,而且涵盖非西方的文学思想和实践,尤其是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印度、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各国、土耳其和波斯)及20世纪后半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最后对史学研究的当今状况加以考察,且对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视角对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及非西方盛行的理性探究标准所作的批判予以评价,同时还指出,史学研究者既须坚持上述标准,又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