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林到城市:民初清遗民之心态与上海书写

本文聚焦于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陈三立、郑孝胥等清遗民对自身心态与民国上海的文学书写。清遗民对遗逸传统的继承以及此传统在现代都市语境中的回响与变形,皆凝结在"独上高楼"这个意象之中。随着"终年高卧"与"常不下楼"成为遗老自述中富有典型意味的表达,上海也被划为"楼内"与"楼外"两个迥异的空间,而"楼"与"人"亦同时被象征化。如是,以"高卧"与"楼居"为其典型意象的整个群体的生存,也被仪式化了。

民初上海清遗民之生计与交接

本文考察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一批避居上海的清遗民在民国之后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通过对遗老"生计"与"交接"的考察,本文探讨了洋场及以洋场为代表的现代都市、现代社会如何改写了遗民的生存方式与思想观念,但新的不适亦随洋场、或者说随着整个现代情境的展开而到来。洋场一面提供了新的遗民生存形式,但新式生存本身亦带来了与遗老之"孑遗想象"尖锐冲突的因素。遗民既依赖洋场生存,依赖在洋场中界定、言说并呈现自家的遗民性,但作为与此种"遗民性"本身异质的"言说场",洋场亦在同时不断质疑、吞噬着遗老们的各种"遗民想象"及其实施。由此,在日常生活与文学/文化/学术这两个层面之间苦苦挣扎的"遗民生存",就成为洋场与遗民、亦与整个"士文化"及"遗逸传统"不断对话、冲撞、磨合、相互销蚀与滋生、解构与重构的结果。

“辟世欲何往,飘然海上逃”:民初清遗民的上海生活与现代遗民实践

本文聚焦于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一批避居上海的清遗民在民国之后的现代遗民实践。通过对遗老们生活与心态的检视,本文考察清遗民在辛亥后的避世选择:遗老们如何栖居"海上",又如何在日常与文学世界中上接遗逸传统,在现代都市中展开自己的"海滨"生活。在遗老的笔下,整个城市被架空,本当蒸蒸腾腾的都市景象,亦被转化为云海缭绕的"山林"。

自悼与自伤:清初文人的自我书写

本文通过细读清朝初年汉族文人之自我书写,审视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表达。明代覆亡之后,文人将自我感受化入多种体裁,包括自叙传、自题小像、自为墓志铭等等。井喷的自我表达背后,隐藏着对自我身份的质疑与自我命名的艰难。文人于自哀与自悼中,充分传递着痛感、耻感,以及遭遇时间与历史双双放逐的被弃置感。遗民的历史焦虑引发对自我的不断拷打;而后者也借此凝固时间,于历史的灰烬中,铸就过往的废墟与文人时间感的停滞。

张爱玲笔下的太阳意象

不同于此前研究多聚焦于张爱玲文本世界中的"月亮",本文探讨张爱玲笔下的太阳意象。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作为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象的太阳,如何在张爱玲构造的都市语境与乡土语境中,被重新发明。在张爱玲的摩登都市小世界,太阳的起起落落,勾勒出多层次的城际空间。都市高楼上的太阳,传递出都市独有的荒芜感与恐惧感。都市内室里的太阳,也带来传统与现代、旧世界与新时空的相遇。与"城里的太阳"相对,张爱玲同时也勾勒出"乡下的太阳"与"戏台上的太阳"。在戏曲世界里,"戏台上的太阳"幻化为"古代的太阳",带出张爱玲审美化的中国想象;在现实空间里,"乡下的太阳"又把这一想象的乡土中国瓦解为一种"他乡",一种"异域"。

悉尼宣言——从基本原则视角重新审视法庭科学的本质

与其他更成熟的学科不同,人们对法庭科学的本质尚缺乏共识和广泛认可,其目的和基本原则仍然缺失,甚至被歪曲。虽然许多法庭科学先辈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视为学科发展之关键所在,但这种基础研究却长期受到忽视。《悉尼宣言》试图超越组织、技术和规程的视角,通过研究其基础理论,重新审视法庭科学的本质。它的内容包括法庭科学的定义和七项基本原则,强调了现场痕迹在案件调查中的关键作用。《悉尼宣言》还讨论了法庭科学家工作的关键特征,包括案情、时间不对称性、一系列不确定性、广泛的科学知识、伦理、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等。《悉尼宣言》认为这些原则应成为法庭科学执业的基础,并指导其教育和研究方向。最终,这些原则将使法庭科学在整体上更加相关、有效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