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司法智慧化的机遇、挑战及发展路径

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推行与应用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为我国司法实践整体性变革带来了全新机遇,主要体现为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破解"案多人少"的司法治理难题;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达至"类案类判"的司法裁判常态;有助于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与此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也面临着既有的司法数据现状无法有效满足司法智慧化的需要、算法的偏见与隐秘可能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与公开、复合型人才的匮乏难以为司法智慧化提供足够的人力支持等现实挑战。因而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现代化司法大数据库,构建完备的算法审查与公开机制,推行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培训模式。

我国基金犯罪的界限认定问题

基金违规、违法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并且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时才构成基金犯罪。灰色私募基金,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挪用社保基金行为可根据犯罪主体不同作出不同定性。基金"老鼠仓"犯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并不完全相同。网络基金诈骗犯罪应根据有无采用集资或传销方式予以不同处理。

《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出台的背景、规则和应对

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之前的贸易摩擦不同,向贸易议题之外延伸,触及到投资等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于2018年通过并生效的《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改革了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几乎同一时间,欧盟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于2019年3月19日通过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并购潮流使得欧洲企业有失去竞争优势之虞,各欧盟成员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与公共秩序威胁”隐忧。同时,全球各国投资政策收紧既给欧盟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欧盟立法提供了参考。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修改在为欧盟确立本地区的投资审查制度提供借鉴的同时与欧盟的制度设计又有较大不同。在这一条例颁布后,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准入受到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不确定性将增强。中国企业需在交易前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同时交易时在协议中设置“风险负担条款”,从而最大程度防范交易后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 ,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 ,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 ;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 ,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具有连带产品属性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它是一种“连带产品”。当学生选择本科学院时 ,首先考虑的不仅是大学的教授、课程和设备 ,而且还同时考虑学校里其他同学的学术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大学里的教授和管理者在选择工作机构时同样考虑他们同事的学术水平和社会背景。这种情形在著名大学表现得尤其突出。高等教育的这一特征对高等教育的分层、竞争、非营利属性、院校规模以及偏好的同质性等现象都有一定的解释力。显然 ,未来的高等教育系统将具有双重性 :在底层 ,竞争相对单一 ;在顶层 。

探究美国工会的兴衰

I.导言 近年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频繁。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已经由＂权利争议＂（关于违反法律或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如未能支付所欠工资）发展为＂利益争议＂（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或其他超出法律最低保障标准的经济利益诉求）。利益争议的增长,反映了工人群体对经济分配不平等的普遍不满,普通工人期望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获得更大的份额。在这种环境背景下,罢工变得越来越普遍,组织也越来越严密。

高等教育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欧洲大学现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较低是造成其衰败的部分原因;而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抑制了大学之间的有效竞争,从而使得大学在教育和研究两方面都缺乏进步的动力。对这一体制加以改革都会面临三个问题:政府对大学的掌控程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程度和大学之间的竞争程度。这三个问题既是相互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彼此独立的;既可能存在有公共资助但没有公共产权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有公共资助和公共产权同时还保持了高度竞争的情况。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产品和服务,具有“连带性”特征,这使得大学竞争与效率和公平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联合国自创立伊始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核心制度。从联合国对使用武力的限制、维和和监督行动的迅速扩展、围绕安理会改革的争议及其对国际标准和准则的倡导等四个方面来看,联合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将在国际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刑事辩护中的职业伦理--中美比较制度与实践对话录

刑事程序是律师职业伦理最好的试金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中国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权利保障显著增强,不仅在侦查阶段就能以辩护人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在调查取证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也都较此前有了更多程序性权利。然而,更多的权利也意味着律师在实践中要对当事人和法庭承担更多的职业伦理义务,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还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以案例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中国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都遭遇了哪些具体的伦理问题?对这些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又有哪些国外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平台,力量与反垄断挑战:对缩小美国与欧洲分歧的审慎建议

大平台主导着新经济的格局。俗称为GAFA1或FAANG2的高科技大数据公司被指责利用其平台的力量挤压初创企业,盗用竞争对手的创意,获取用户的个人数据并进行商业化利用。这些平台是否在违反反垄断法?它们是否应该被拆分?抑或说,它们是否是新经济中的进步动力?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反垄断法和欧盟竞争法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已经对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起了诉讼。德国则用本国的竞争法谴责了脸书的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虽然心存疑虑,但他们已经启动了调查。本文对美国和欧盟有关垄断/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以此为背景解释了为什么欧盟法对待大型科技平台的态度比较激进,而美国法则较为温和。首先,本文分析了这两种视角的深层因素。第二,本文分析了三个案例或问题——谷歌/比价购物案(欧盟)、脸书-个人数据案(德国)以及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对开始形成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的收购案,如脸书对WhatsApp和Instagram的收购案。本文探讨了近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反垄断裁决即俄亥俄州诉美国运通案3对分析大数据反垄断问题有哪些经验教训。第三,本文探究了美国反垄断法和执法层面应当做什么。文章结论认为,美国反垄断法应当重拾其作为阻止滥用经济力量的监督者角色,并建议美国反垄断法以审慎而切实可行的方式应对大平台的挑战。

刑事司法权的合理配置:在什么基础上配置及如何才算合理?

合理配置刑事司法权力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各种成本的运算,包括物质性成本和非物质性的,以及当前的和外部的成本。在进入人权保障时代,我们不能够为了节约眼前的成本走回头路。从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模式出发,应合理配置刑事司法权力。

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吗?

一、基础与探究本文将从学理上审视“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这一命题。我们不难在重要国际人权公约的序言中见到这样的命题,同样,学者们就人权主题发表高见时,也经常运用此类命题。这一命题之所以值得审视,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是考虑到最近几年有关尊严的哲学研究日益复兴;①其次,由于人们对人权的分歧持续不断,因此,任何有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分歧的命题都值得我们审视一番;再次,有关尊严的主张,若是作为一个基础性命题提出来的,那么它将对其他同样主张具有这一基础性地位的价值或原则(如功利原则)构成挑战;②最后(也是促使我们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原因),由于我们政治理想的基础这一理念已经受到了质疑,为了确证(或驳斥)某个基础性命题而去探究尊严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行政法上的机构协调及其借鉴

机构协调是美国行政法处理行政管辖碎片化、重叠化问题,增强行政效能的重要内部行政法举措。美国机构协调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会和总统对机构协调的外部控制措施,行政机构自主开展的协调规则制定和协调裁决等要素。非正式协调、信息科技等对美国机构协调也具有重要影响。除遵守普通行政程序外,美国机构协调还在意见咨询、行政公开和说明理由方面具有特殊的程序设计。美国机构协调的司法审查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即协调组织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机构协调是否违反“单方接触”、协调制定的行政规范是否具有效力和机构协调执法的合法性要求。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宜从理论内化、规则创制、程序约束与法院审查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机构协调制度。

论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新标准——以上海自贸区的实践为视角

后GATS时代国际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对世界各国提出了更高的市场开放要求。然而,中国现行的法律服务业开放规制规则甚至还停留在GATS时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探索新的开放规则提供了契机,但是新颁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实施办法》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的实施办法》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为了在这个领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标准,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上海自贸区内试验更进一步地开放规则。

群体的尊严

在康德的内在价值尊严观和德沃金的自我决定尊严观之外,还有第三种尊严观,即尊严乃是经价值重估的高贵等级。这三种尊严观是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了人的尊严这一复杂概念。在语用学上,我们当然可以说群体的尊严或集体的尊严,因为我们无法排除群体或集体本身拥有价值的可能性。但是,群体尊严话语有一定的危险性,即有可能把群体尊严与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的等级和阶层联系在一起,从而激活近代以来在价值上予以否定的等级制,并摧毁经价值重估所取得的成就。

论中国法律诊所及诊所学生在代理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

诊所教育作为新兴的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不断开展，并作为一种法律援助的补充形式出现。但是诊所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在对当事人的责任方面与正规的律师事务所或者严格意义的法律援助机构都不同。同时诊所学生作为案件的代理人，虽然从程序法上属于公民代理，可是由于当事人的期望和潜在法律工作者的性质，都应当对当事人承担比普通公民代理更严格的责任。当由于诊所学生过错造成当事人损害时，法律诊所必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的形式包括：经济赔偿、继续提供服务、转介到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和由诊所老师提供补偿性法律援助。

中国反海外腐败执法障碍的类型化及其应对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入罪以来,尚无以该罪定罪的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规范文本与刑事司法间的“执法落差”。这一现象由实体法、程序法及“外源性”障碍共同导致。实体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刑事管辖权依据的部分缺失、单位刑事归责基础的弊端以及对该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不足,对此应主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层面作适应性调整,并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念。程序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集中于线索获取、证据收集、刑事审判三个阶段,对此可通过以“公司警务”与“刑事合规”为核心的非庭审解决模式来解决。“外源性”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经济场域对刑事司法场域运作逻辑的塑造,但在国际反海外腐败执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重新评估“囚徒困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经济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