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费“红包”看税制改革如何利长远——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

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疫情冲击,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近年来的税费“红包雨”下不停。继2022年我国送出超4.2万亿元税费政策“红包”后,今年税费“红包”也不可小觑。今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完善了3项涉及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延续了2项涉及资本市场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发放政策“红包”,决定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预计每年减负规模达4800多亿元。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侯永志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引人关注的是,报告就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系统把握《决定》对经济和创新领域的改革部署

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刻领会和把握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主线、改革目标、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决定》全文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主线的梳理,着重对经济和创新领域改革作解读,并强调全面落实《决定》所规划的各项改革任务,必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河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河南民营经济发展总体呈现“五高五弱”的典型特征。现阶段,要素获取不公、隐性规则壁垒、发展路径依赖、集群生态脆弱、现代管理缺失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河南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应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的全局和高度,瞄准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着力优环境、强创新、谋协同、促转型、重管理,多措并举、内外兼修,促进河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研究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度型开放是新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准确把握新时期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特征,破解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性和务实性举措,有利于加快建立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应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吸引和集聚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力与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着力扩大内需 全面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2023—2024年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以进促稳,通过出台更积极的政策,以发展巩固稳中向好态势。2024年关键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征程、困难挑战和相关建议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的宏伟决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后,西部大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已有“地区竞争”+“政策倾斜”区域发展模式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推进面临着“经济放缓”+“空间集聚”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转型要向着“从经济增长到公共服务保障”、推进“公民基本权利中央化”的方向调整。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本文以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为基础,围绕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发展目标,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康丝路、绿色丝路、创新丝路、数字丝路、经济社会效益评价10个维度,选取46个代表性指标,探索性构建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与指标体系对比分析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健康、绿色、创新、数字等新领域合作方面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基于指标体系对比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经济、资产泡沫与最优政策:基于带有多部门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视角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图回答发展绿色经济与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求解对应的最优政策水平。通过构建包含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绿色部门中引入资产泡沫,发现绿色泡沫的出现能够缓解绿色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带来绿色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规模扩张。但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经济增速会下降,这取决于泡沫的信贷放松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同样,针对绿色部门的补贴政策也有可能使得绿色部门扩张和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随着家户对绿色部门偏好的增加,虽然最优政策水平下所隐含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居民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也可用以讨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分析。

稳增长的几个关键问题--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

“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可以丢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还是要围绕应对‘三重压力’,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两会所安排的各项政策细化落实好。”“应对风险,必须要从发展当中找出路,要在经济增长潜力释放,上下功夫,要通过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加以化解。”

我国对接CPTPP规则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为申请加入CPTPP进行全面规则对接准备。与CPTPP其他规则相比,气候变化是个牵涉广泛的综合性问题,既关系到缔约国间的气候治理合作,也影响着低碳减排领域的经贸合作方向。做好CPTPP气候规则对接,主动完成自我适应,在优势领域和CPTPP自愿规则方面进行超前探索,将有效提升我国低碳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化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

财政政策靠前发力 力保经济大盘稳定——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

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应对公共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思考与建议--基于对贵州省的调查研究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贵州省为调查对象,梳理了该省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方面开展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入分析了在“造血式”的补偿机制、“市场化”的补偿手段、“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双方向”的补偿激励、“综合性”的补偿标准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拓展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渠道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政策建议。

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RTAs数量与质量的对比研究

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RTA)签署的数量激增,学术界理论与现实出现悖论,引发学者思考各国热衷于建立RTAs背后的原因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本文首次从RTAs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应哪个更为重要的视角,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探究发达国家在新时期推进新一代贸易协定规则的原因。通过比对RTA协议的每一条条款,测算出涉及传统WTO+和新一代WTO-X领域的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指标来衡量RTA的质量,实证分析得出,签署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能更有效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该影响效应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执行能力在新一代规则下签订RTA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从内外需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模式——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动力源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评价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基准。当前国内外常采用国民经济核算公式或总需求公式来分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这两种方法存在低估或高估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问题。为此应从"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角度,建立区分加工贸易出口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表明,从比重份额所反映的需求主体来看,中国经济符合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从贡献份额所反映的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良性互动研究

正确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之间的内在逻辑,应当基于增长阶段转换的视角。过去30余年,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与传统增长条件相适应,但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近年来,随着增长阶段的演进,原有的增长方式已同新的增长条件不相适应,导致经济结构出现失衡。将我国经济稳定在中高增速,关键是建立起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而这又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为此,应将"优分配"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上,避免使用强刺激政策"稳增长",而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两者统一。

原始部落社会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七

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是按天命注定的，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因此，不同的伦理义务都与人们各自的地位连在一起。在这种理论形式中，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等级被比做一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韦伯《宗教社会学》

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变迁—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三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直接的表现是其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以最终达到并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这事实就是一个中国是否能够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由于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基本是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以后形成的，因此要回答中国是否能够具有类似的经济增长经历并迈入高收入行列，就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趋势

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明显改善,但仍存在出现较大反复的可能。出口快速增长将拉动我国经济恢复较快增长状态,但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扩张力度的大幅度紧缩,将对我国投资和消费产生明显的紧缩效应。需求波动引致GDP增速大幅度波动,2010年各季度GDP累计增速呈"U"型,2011年各季度GDP累计增速呈倒"U"型。未来两年我国CPI和PPI季度累计涨幅均将呈"U"型发展,物价涨幅超过5%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将出现在2011年下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