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业生视角论加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创新——基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2017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

本文基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2017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阐述了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从中分析了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改进和提升对策。要在校园中开展“实践型”教学;以长期发展为导向,不断加强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强化双向交流融合,多维度提升就业指导效用。

加强高校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以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团委为例

本文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介绍了经济金融学院加强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与探索的做法及经验。一是强化团员青年爱党爱国意识,带领团员青年进行实地教育活动;二是与团员青年同学习,以高效便捷的方式培育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三是与团员青年同感受,用多样的形式了解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变;四是与团员青年同进步,通过与榜样零距离接触,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研究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该路径在分区域的情况下,数字金融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为例

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需把握好城镇化这一战略基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综合体,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金融集聚因其资源的流动性,能够优化资金配置,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因此,探究金融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算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银行业集聚在促进本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对邻近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证券业集聚的作用正好与之相反;保险业集聚能促进本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但对邻近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无明显影响。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畅通区域金融资源流动,合理引导资本市场资金流向,鼓励创新区域金融结构类型及拓展区域金融产品功能,使金融集聚更好地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金融创新、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战略背景下的分析与证据

结合中共二十大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以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背景,系统梳理并实证分析金融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创新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渠道分析发现,金融创新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问题,并且存在金融资源补充效应,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创新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却增大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不利于共享发展,后续应当重点关注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普惠性和可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环境有助于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政策引导也对发挥金融创新效应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引导金融创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数字化与经济金融研究:新理论、新问题、新方法——“经济金融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论坛”综述

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将会对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模式产生崭新的、颠覆性的变革。以交流促进学术繁荣以探讨凝练思想精粹。由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重庆理工大学金融安全与风险智能预警实验室主办,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协办的经济金融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论坛于2023年12月8-9日在重庆理工大学成功召开。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师生代表、“AI+金融”教改班全体学生共40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近2万人。

经济开发区与城市普惠金融: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作为一项应用广泛的区域性产业政策,经济开发区对城市普惠金融的影响尚未定论。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搜集金融许可证信息,并结合城市统计年鉴和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等数据分析经济开发区对我国城市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且其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省级开发区比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效应更显著,中西部地区设立经济开发区比其他地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开发区的设立通过提高财政支出占比、推动交通基础建设和提高城市居民平均收入这三个渠道促进了我国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结论可以为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开发区政策的优化、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5—2022年经济金融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进程的替代解释变量,以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2005—2022年经济面板数据,从总量与结构两个层面,实证研究31个省级行政区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在新常态下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对策和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金融投入、技术创新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金融对促进技术创新、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使用熵值法与半参数估计法分别测算科技金融投入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及中介效应两种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投入、技术创新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投入能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投入影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文章还提出加大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激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等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TVP-FAVAR和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8个维度的48个基础经济金融变量,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指标,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冲击下全球16个主要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和风险溢出状况展开研究,并运用TVP-VAR模型从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两个层面检验EPU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EPU之间存在双向非对称溢出效应,并以EPU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为主,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EPU冲击的反应速度更快、程度更大;EPU冲击下,发达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溢出方,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风险接受者,并且这一现象随着全球EPU水平的提升而更加显著;各金融子市场和经济部门受EPU直接冲击的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进一步攀升;全球EPU对我国EPU的显著冲击更使得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风险净溢入水平也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研究对于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模型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金融错配会通过加大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与内部代理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活动失败的风险并挤出绿色研发资金,从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及高管良好的教育背景,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金融错配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文章对既有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形成有效补充,可为完善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人文城市建设的经济价值——来自历史文化遗产活化的证据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宝贵资源,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人文城市的典型代表进行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对所在城市创新能力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正面作用;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可以通过发挥要素积累效应、产业转型升级效应与宜居宜业效应,助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人文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活化的经济价值,进而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作用机理和理论框架,为构建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提供实践证据和实证方法,并为发展人文经济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科技创新视角下数字人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驱动。基于我国2003—2020年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人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人才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投入越高的城市效果越显著。第二,科技创新产出的提高是数字人才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人才通过激发科技创新产出、提高创新效率,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第三,在各城市之间,教育投入越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的城市,数字人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愈明显。

数字经济驱动泉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基础及路径

数字经济从经济模式变革、技术赋能、产业协同三方面作用于传统产业,已成为驱动泉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当前,政策的指引与支持、数字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效,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泉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着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少、数字化转型技术壁垒、资金和人才供给不足等困境.因此,泉州应以夯实基础、强化保障、因企制宜、拓展共享、立足本土等作为抓手,赋能数字经济建设,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