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

文章使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方法,对1899年之后康有为所领导的海外改良运动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其后来的衰落做出考察,并对1911年之前当地华人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急剧转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内外原因及其跨太平洋影响进行分析。对此地方个案的宏观考察不仅揭示了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唐人街地方政治的跨太平洋联系和影响,而且进一步突破了史学界关于清末海内外华人改良—革命运动完全对立的片面观点,真实地再现了这两种运动在互相对抗之外的内在联系。就此地方华人政治运动的跨太平洋联系进行考察,对推动一般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结合也具有启发意义。

孔教“世界主义”与“国教”——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佚文的新发现及其考析

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在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他却因争取华人基督教徒对于改良运动的支持等实际政治考虑,提出在未来建立“无教界”的孔教世界理想,并在保皇会章程等文献中刻意避免使用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同时,他在加拿大所留的一篇佚文首先提出了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影响这一宗教思想和运动后来发展的一系列主张。

林琳:中国“新潮艺术”的先驱者

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推广现代艺术,上海的一群年轻画家创办了一个艺术团体。他们借用了巨浪的比喻来作为它的名字一决澜社。50多年以后,当年轻的艺术家们试图撼动他们的社会使之转向现代艺术,＂新潮艺术＂,这一举国性的倾向再次使人联想到洪水的不可阻挡。这篇短文是纪念一位上海艺术家,他出生于第一波现代艺术浪潮很久以后,离开中国又恰好在第二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更强更高的——现代艺术浪潮之前。

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

地处山东西南的济宁,因其在以作为帝国生命线的大运河为动脉的南北交流中的居中位置,一直是中国晚期帝制时代最重要的工商都市和区域中心。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漕运的败落、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和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济宁同整个北方内陆运河地区一起急剧衰退,并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层级体系中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然而与临清和其他内陆运河城市的命运不同,济宁作为一个城市个体并没有完全没落。清末济宁通过现代转型以阻止边缘化的特殊经历以及当地精英的活动,充分展现了当地人士在兴建新式交通运输系统、调整地方经济取向和城市功能的努力。济宁变革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写照。

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

保皇会于1899年在加拿大创立并在1905年前后扩展到全球华人社会。利用在北美新发现的档案、碑文等资料可以订正和补充康有为及中、西学者对该组织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问题的错误或片面记载。康氏在1899倡立的保皇会实际是由温哥华的华侨商人率先进行组织筹备工作的,该会全加总部在1905年前后已经发展了40多个分会,而非学者通常所知的12个分会。该组织不仅包括了富裕的华侨商人,而且集合了数量庞大的普通华侨,还发展了为妇女争取权利的保皇女会。加拿大保皇会也协助康有为发起和领导了一系列跨国活动,对海外华人的政治动员和全球性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与西方世界史的书写

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西方人有关中国史的知识,尤其是西方学者为将中国史纳入(抑或未能纳入)到世界史中去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从远古说起,一直讲到20世纪80年代(汉学和世界史学术的蓬勃热潮使得当今的有关讨论异常复杂而富有成果)。十字军东征后期,欧洲人对"遥远的亚洲"有一种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后来数世纪中沉淀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久久不去。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史的了解呈现出某种截然分明的阶段,伴随中西双方实力的消长,欧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旨趣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视角。本文的重点放在较晚近的时代,尤其是趋近20世纪前后,此时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史或比较史学的努力(虽不尽完善)从长远趋势来看显得愈加频繁和细腻。本文的核心正在于简要地梳理一代代的西方人如何解读中国史并将其纳入到自身的世界史观中去,其中又细分为两点:(1)考察语言过关的专家(包括耶稣会士等传教士、外交使节、汉学家等)如何与西方不懂汉学的史学家进行互动并把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信息传输给后者的过程;(2)澄清有关中国历史地位的西方世界史著作如何与其作者所处的学术氛围、意识形态主流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