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记忆的分与合:一个观念史的分析

随着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兴起,中文学界出现了“历史记忆”这一名称,含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与之相对照,历史和记忆在西方学术中一直存在某种张力——史学在西方的诞生与对抗记忆的目的相关,之后历史和记忆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的关系。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史学,其理论前提是区别“过去”与“现在”,并从后者的立场考察、重构前者,而记忆则常常将两者混为一体。二战之后,兰克史学面临一系列挑战,记忆研究的兴盛便是其中之一。从莫里斯·阿布瓦赫写作《集体记忆》到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西方学者试图用记忆来补充和修正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传统,改进和扩大历史学的方法和范围,促成其内容的更新和革新。但历史研究和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合流,仍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历史哲学和历史中的哲学——简论昆廷·斯金纳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英国史家昆廷·斯金纳闻名遐迩,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斯金纳的学术以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而闻名于世。他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著名思想家为对象,研究他们的论著如何形塑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从早年起,斯金纳便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时,积极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他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版的数篇论文,就已经反映了这一思考路径及其演变。斯金纳对近代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持有批判的立场。他通过借鉴约翰·奥斯汀等语言哲学家的著作,探究语言和观念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如何需要通过阅读同时代的著作,了解当时的语言习惯来获取对其真切的理解。斯金纳的探索有助推广学术界的“语言学转向”,但他又并非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历史中的哲学”—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而其学术兴趣,则依旧受制于“西方中心论”的传统,与现代史学的基本走向没有形成积极的互动。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自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人们对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史学家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史家治史,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文学性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虽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仍有其价值。

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

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一个重要对象。远的不说,自近代以来,文明史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断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有普世史的写作,而到了19世纪,世界史的写作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初年,施宾格勒、汤因比开启了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提倡历史演变的多元观点。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人坚持。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历史学家对文明比较的看法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作者最近有幸参加了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仅得便观察了文明史研究的新动向,更发现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说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复次,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但为非西方史家所不齿,亦为西方史家所警惕,并努力加以突破。最后,对文明发展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这既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文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祝贺《世界历史评论》正式创刊

《世界历史评论》在试刊五年之后,正式创刊,可喜可贺!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学专业刊物的出版,是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2011年中国教育部已经将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列为一级学科,与中国史、考古学并列。世界史研究的同仁,理应有更多的专门刊物。《世界历史评论》的创刊,适逢其时,相信在今后会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表园地。

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

历史和记忆的分与合:一个观念史的分析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的起始,开宗明义说,他的写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这一保存记忆的努力表明:在希罗多德的眼里,历史记录是为了抵抗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造成的记忆的遗忘和消失。

米歇尔·福柯与现代史学思潮变化之渊源

在现代世界,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当代史学的主导观念、书写内容和研究方法均有重要的影响。首先,福柯改变了近代历史学的主旨,摒弃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希图探究历史规律的所谓"大写的历史"。其次,福柯为"它者"写史,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譬如疯狂、疾病、身体、性等,引发了史学界的诸多新潮——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等等。再次,福柯改造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指出史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而需要扩大史料的范围,将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包含进来。复次,福柯提倡用话语取代语言,提出"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概念来考察话语的构成和网络,直接导致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最后,福柯指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揭橥了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架构和网络。

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专题讨论)——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史学的转向

1980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变，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几乎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界相继复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新的研究视角勃然兴起，与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遥相呼应。目前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且面临发展“瓶颈”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低层叙述和浅层描述层面，缺乏必要的研究深度。

史学史研究的性质、演变和未来:一个全球的视角

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家的过去,其内涵在于研究历代史学家所发展和实践的著史观念与方法。史学史的早期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关于过去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形式各异,但往往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编写。史学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是19世纪历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结果,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则以20世纪初《近现代史学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奠基型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其后,在新的环境下,史家对历史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论有了与前代人截然不同的新理解,即史家们摒弃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历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倾向于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多中心、多方向的过程,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的遍地开花就是明证。21世纪初也有一些新的著作出版,有助于读者预测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尝试用全球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各地历史实践的传统与变革;二是许多从业者正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史家的作品之外;三是人们开始分析未来科学技术新进展对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影响。这三种发展趋势敦促历史学从业者: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落实全球化的视野;将关注的焦点从史家的论著扩展到整个有关过去的知识;检讨和应对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对未来历史书写的潜在和重大的影响。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