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

基于对城市化真谛的理解,在论证城市化的二重性和城市集聚效应的内生性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化地不化人的弊病,在对比"老浦西"和"新浦东"城市化机制及其绩效后发现,"新浦东"受制于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对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以行政导向为主,以土地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对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的提高贡献甚微,陷入城市自我现代化的困境,也违反国情和环保的要求,难以持续。对众多农村人口亟待城市化的中国而言,"新浦东"模式不具备普遍意义。市场导向的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更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更能发挥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集聚效应,也更符合可持续增长和环保原则,值得今日中国借鉴。

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上海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非法的"居改非",并在领导田子坊实验的基层政府的默许和庇护下由个人的"居改非"蔓延为整街坊的"居改非"。此种庇护所以最后成就田子坊,其要紧处在于它因应了民生改善的诉求,扶持了创意商铺的实验,促进了历史街区的复兴,从而将一个不合法的集体居改非做成了一项有助于旧城区更新和新社区发展的集体的创业,这种"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Commun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新经验,而不同于政商合作大拆大建的"企业化的政府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的主流模式。然而,田子坊的胜出,并未能继续其社区创业的脉络,没有业态和租金的管控,没有自觉促进创新产业的政策和制度,田子坊的火爆反倒令投机盛行并最终不仅损害田子坊的社区性也将损害它的文化性。

结构性失衡、内需不振、过时的土地制度和走出困局之路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

中美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因其固有的缺陷,不仅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基于对中美两国农地征收的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的比较,我们发现,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美国的农地征收补偿经验,通过采用公正补偿原则、拓宽补偿范围、实行多元化的补偿标准、完善补偿形式、改革集体土地所有制,渐进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

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关于城市化瓶颈的若干思考

全球化面临的再调整,使中国深化自身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迫切。迄今为止,中国主要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土地和农村人口的进城定居。不少学者以工资上涨为由,认为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但现实却和刘易斯原意相去甚远。由于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没有挤出效应,农村留下的人口以老弱病妇和儿童为主,土地经营规模狭小而低效,城市的户籍制度和高房价也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定居。近40年的实践证明,只要现行土地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通过城市化将农村人口提升到高收入阶层的理想将难以实现。

躲不过去的土地制度改革

城市如果不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往往造出来的城市就会光有房子没有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很多先进国家，主要是中国始终没有走出农本社会。尽管100多年来有一些沿海的城市发展出来了，但是人口的大部分还是在农村。尽管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土地制度的障碍，中西部的广大农民很难分享。农民工有一个暂时分享的机会，

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

文章以宏大的气势,揭示了工业革命近300年的发展历史,工业化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重新调整。工业遗产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论述,带给遗产领域新的挑战。工业遗产不仅具有考古学意义和技术与科学价值,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能够给予社区身份,使之成为地方标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都在工业遗产保护和棕地与工业建筑的生态化再利用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的高度上去保护工业遗产,为了子孙后代保护工业遗产;通过再利用打造工业遗产的明天;保持现状,为后代在他们价值观和判决力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留有空间。

市场畸形发育、社会冲突与现行的土地制度

虽然现行土地制度对冲破公社大锅饭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它本质上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将临时性制度长期化是对本国的历史教训、人类的文明制度成果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忽视,这必然导致制度性排斥农村人口的外生型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对劳动工资、汇率调整以及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资本市场发育的深化,加剧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与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因此,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关于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的辨析

从经济学的规律看,只要各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一致,则其经济体制会有趋同倾向,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也会呈现趋同倾向。因此,西方业已形成的全面的、包容性的和环保型的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系。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以粮食安全为前提;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必须真正消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是内生型的。如果脱离了这四条普遍规律,去寻求中国自己的城市化内在逻辑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城镇化应有别于世界各国而走自己道路的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实现现代化的捷径是尊重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农本社会:告别抑或挽留?

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与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严重不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排外性的城市化和外来打工人口壅塞湖并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从而被迫日益依赖外需。中国缺乏将经济转型同步转化为社会转型的能力,以至于高速增长对农村人口和农民工来说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由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转型因受到严重的制度性阻碍而正在酿成爆炸性后果。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提出"灵性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是基于圣经的"人论"神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灵性文学"的三个层面就是:1、有灵活人的写作;2、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3、启示出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灵性文学创作在思想、体验、语言三个方面有其特点: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语言。

土地制度必须允许农民有退出自由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农民没有及时获得从土地集体所有制中自由退出的权利,无论是农民个体还是农民集体,都没有获得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作为资产本来可以带给他们的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收入。相反,土地带来的这笔巨大财富主要转移给了城市居民,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对立加剧,三农形势恶化。

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

2016年4月30日,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和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赵燕菁在厦门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面临的问题》的相关讲座。本刊在征得演讲者本人同意之后,基于演讲录音整理成文。文贯中教授作了最后修订。当然,本文并不代表编辑部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中国只有一个上海

如果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立场上,看得比较远的话,应该让上海首先做大,使之最终成为拥有几千万人、对内和对外有巨大辐射力和当之无愧的整个东北亚及东南亚的经济中心。这不但是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做法,也会给长三角本身带来无限的商机。

入世是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良机

中国追求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期间遭遇特别的挫折和痛苦，至今中国的总体形象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在一些人口基数不大，又能自由进口农产品的国家，城市化甚至可快于工业化的进程。

美国农地征收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土地分为联邦政府所有或州、县和市政府所有,但高达58%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在城市化过程中,美国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用地是由私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完成的,只要在区划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政府很少干涉。但有时政府也需要克服钉子户等市场失灵问题,主动征收包括农地在内的私人土地。美国农地征收的宪法准则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征收的三项要件,即:①公共使用;②公平补偿;③正当的法律程序。

用途管制要过滤的是市场失灵还是非国有土地的入市权--与陈锡文先生商榷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之兴起,源于匡正以负外部性和公共用地不足为代表的市场失灵的需要,因而是市场配置的必要补充。作为中央计划的残余,现行规划和管制却违背这一初衷,禁止非国有土地入市,垄断所有土地的转用和交易,却对市场失灵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差别对待。这种违反法律和市场的平等原则,随意决定土地分类比例和使用方式的行政配置,使土地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显然,现行规划和管制既损害效率,又违反公平,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严重扭曲、贫富和城乡差别居高不下的主要制度根源。除非改革现行规划和管制,使其回归辅助角色,并对所有市场失灵一视同仁,否则土地市场无以发育,结构性失衡也无以纠正。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