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国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相关法律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

重点对美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医疗保险申请、医疗服务协议的协商谈判机制、工作程序、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经费报销结算计算及医保纠纷解决五步上诉机制等相关法律问题,以及德国的医疗保险模式和医疗服务协议相关情况进行了综述介绍,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美、德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相关法律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的医疗服务协议在签订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主要针对签订协议的双方地位、性质、纠纷解决的途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医疗机构的惩罚性及拒付医保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和法律关系的梳理,并综合提出了通过立法明确社保经办机构的性质,建立医疗服务协议协商机制、医保纠纷诉讼和救济途径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建议,以供相关行政部门决策参考。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法律问题研究

重点对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法律性质、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行政优益权和协议订立的目的及相关法律关系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深入的探讨,力求为建立经济、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协议协商机制和医保纠纷救济机制提供相关依据。

论走向法典化的网络法律体系建设

法典化是消解网络法条碎片化、法条竞合冲突等问题的一条可靠路径,也是推进中国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必由之路。网络法法典化可行性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典化思潮的形成、网络法学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其可行性的制度基础在于网络法治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基本制度逐渐成熟、网络法体系化基本经验形成。现阶段应以汇编型法典为目标,对标法治中国建设划定的网络法治建设总目标,实行先易后难策略,以网络法的体系化为突破口,理顺各个单行法律之间的位阶与关系,以《网络安全法》为主体,通过立、改、废、释等立法方法,有步骤地推进网络法的法典化。网络法不是现代部门法的理论增补,也不是现有部门法的新兴分支,而是现代部门法适应网络时代变革发展的转型升级。

《国际卫生条例》:全球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

《国际卫生条例》是全球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但在相似倡议层出不穷的情形下,为了维持有效性,该条例仍需要文本上和实施上的改革。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监督《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其领导地位和有效运转是该条例有效实施的前提。本文回顾了该条例的产生和过去10年的实施,分析了现有的改革,以提供一系列政治上可行的改革建议。本文为《国际卫生条例》及其运行、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管,以及缔约国的遵守提供根本性改革的建议。

多哈发展议程:中国利益几何?

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促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与许多国家发展进一步的贸易关系。中国在多哈谈判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完全可以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中国的进出口商及整个贸易体系都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为什么没有医闹

在美国，医患纠纷的主体是多元的，比如可以是医生、麻醉师、护士、药师、理疗师甚至是实习医生。医院也可能成为被告，但是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关键在于医生是不是该医院的雇员。

信息时代的规制国家

在信息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的规制模式和架构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当下那些对于规制命令内容和规制组织形态的反思,也大都是为了适应信息资本主义而服务。借径政治经济学,本文检视了规制国家理论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与重建的方向。适合信息时代的规制国家理论必须回应三个难题:(1)平台权力,即利用技术协议连接独立市场和/或限制市场参与的权力;(2)信息泛滥,即因信息流过大而无法管理和调和而造成的负荷过载;(3)系统威胁,即新生的、极有可能在未来某个特定时点发生的现实损害。此外,还必须建立足以有效治理信息活动的监督机制。目前来看,初具雏形的机制大多采用非正式程序,以把控技术标准制定的专业化网络为中介,并且高度金融化。麻烦的是,这些机制往往并不透明,难以监督,并更容易出现规制俘获。然而,由于新的组织形态尚未出现,对于这些机制的法律与政治问责仍然发展迟缓。

论我国入世对国内体制的影响及反思

本文从近期与中长期两个角度,试图评估我国入世后的利弊以及对国内体制的影响,提出要加快改革国内体制,适应WTO及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需要,并反思WTO体制的三大特征,强调深入研究WTO规则,以趋利避害,努力使我国利益最大化。

免税股权收购制度下的反避税——以“股东利益持续”为视角

[目次]一、引言二、中国免税股权收购制度的避税漏洞与困境三、借鉴对象——美国免税股权收购制度实践之考察四、美国免税股权收购制度的反避税路径与启示一、引言重组(reorganization),是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1]是对公司的资金、资产、劳动力、技术、管理等要素进行重新配置,构建新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公司在变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行为。由于重组对公司结构进行了优化改造,其结果则是促进公司和市场更有效率地运作。

国家责任法框架在难民责任分配中的应用

国际社会对于难民问题的目光大多聚焦在难民自身的人权保障上,从不关注难民接收国的负担是否合理。实际上,难民接收国一直承受着不合理的负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难民人权保障不力的后果。因此,除了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国际社会仍需其他框架来确定难民救助责任的分配。国家责任法作为传统国际法原则,可以用于确定一国在违反国际义务时应以何种方式弥补其过错。在难民产生的语境下,要想证明特定国家对难民接收国的开销有赔偿义务,需要同时证明以下三点:该国实施了国际不法行为;难民接收国的开销不属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义务而是可以引起赔偿义务的损害;该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有足够直接的因果关系。海牙国际法院采取的but-for测试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所以应当采取NESS测试来判断因果关系。但是,无论何种法律框架,都需要相应的实施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依据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模式增设处理国家有关人权的诉求机制不失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