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自然：生态文明中的科学与传统

如同我的朋友王利华所言,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不相信一旦人们厘清他们的理想,便可万事皆安。历史学家试图秉实描述过去,而非按照我们希望发生的情形杜撰。在中国竭力投身于创造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及时对其定义颇有必要。＂生态文明＂一词源于何处,意味着什么,该文明是否应当以现代科学抑或古代传统为基础？

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

我们需要绿色历史,原因有六点:一是历史学者尚未对整体的世界予以足够的关注;二是绿色历史尊重自然科学,力图将其纳入历史学者的研究工具之中;三是我们必须在时间的更深处进行思考,回到人类物种甚至地球的起源,因为它们是同一部历史;四是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源自我们同自然的遭遇;五是在一个有着自然极限的世界中,有必要批判地思考无极限的经济增长思想;六是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上所有那些我们生活于其上并以我们的胃口与消费影响着的土地。绿色将变成历史的颜色,而地球将成为历史学最重要的课题。

谷缘与深谷：拓宽我们的历史感

本文的主题是世界上的峡谷—那些为穿越山峦与平原的河流所塑造的巨大裂隙,它们侵蚀着土壤与岩山,为我们的双眼拓开地球的更深层叠。在亚洲与地球的其他地方,我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壮美峡谷。在以下的文字中,我想邀请你们与我同游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它或许是这些世界级的峡谷中最著名的一座;我也想邀请你们同我一起询问,如此一个地方能够教给我们什么对时间和历史感的认识。

解读俞孔坚:通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途径

5月29日,2021年约翰·柯布共同福祉奖颁奖典礼在线举行,该奖项是世界范围内生态哲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俞孔坚获此殊荣。在颁奖仪式上,杰伊·麦克丹尼尔博士致辞,总结了俞孔坚的景观设计思想和实践;小约翰·博斯维尔·柯布及其他多位学者也对俞孔坚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文是对这些致辞和评价的记录和补充。致辞嘉宾表示,俞孔坚的作品体现的是一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途径,将现代的理想生活方式与过去的智慧相结合,指向一种更绿色、宜居的未来。他们认为,在当前生态危机背景下,俞孔坚的景观设计思想和实践的确是一门"生存的艺术"。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俞孔坚将传统知识融入其前瞻性思想,帮助人类和地球设计了一种更具光明前景的未来。本文探讨了生态文明理念如何通过审美、规划和设计观念的转变"落地",以及俞孔坚的景观设计思想和实践探索是如何帮助中国在世界生态文明转型中确立其引领地位的。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

本书作者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是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研究界的世界级著名学者、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科学院院士。曾经担任美国法律史学会会长、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会长。此书是其代表作《美国法律史》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作者用他一贯的优美流畅、深入浅出的文字，引导读者进入美国近现代法律史的殿堂。如果有人试图了解近现代美国法律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全球化法律的影响，此书堪称最佳作品。

地球行星拥有一部历史

环境史是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激进民主时期出现的一股史学潮流，并在世纪之交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环境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许多原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不少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结论也在环境史视野下得到重新阐述。但是，在“环境史热”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环境史学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如何实现创新？在国际环境史学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环境史研究如何“再次起航”的问题。鉴此，本刊约请了国内世界史学科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几位学者，就地球行星史、城市环境史研究的维度、历史学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史视野下的未来农业发展、环境史学如何创新等话题展开探讨。我们希冀本组笔谈能在拓宽环境史的视域、深化对环境史的理论思考、推动环境史研究迈向更深更广的发展道路等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霍布斯的义务观

有学者认为,在霍布斯的义务体系中存在真正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义务来源于上帝的命令。但实际上,霍布斯道德义务的来源完全是基于自利的考虑。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自然法,并不是由于上帝命令我们这样做,而是人们的明智考量决定要如此行动。因为遵守自然法是对个人以及人类整体的保存最有利的方式。这样一种考量当然是出于自利的考虑。如果说上帝的命令是遵守自然法的依据,那也仅仅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的力量足以使一切人类服从于他,无论他命令什么,我们都只有服从。但是这种服从也就意味着自然法绝非永恒不变的法则,因为命令是可以变化的,这与霍布斯的观点完全矛盾。并且,这样一种服从于一人的权威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德。在霍布斯这里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义务,任何对霍布斯义务体系的道德解释都注定是失败的。

成本考量:绘制司法裁量与行政裁量的界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在Michigan v.EPA一案中所作出的判决仅仅是长期以来饱受争议案件中的一例,其争议焦点始终围绕同一个难题,即决策制定者何时可以或必须考虑成本因素?无论是行政机关制定规则,还是法院发布制定法的禁令,都将面临这个问题。前述两个领域内的法律彼此独立发展,而案例也具有强烈的司法分歧。然而,更深层次的分析显示,对这两个领域的成本进行规制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至于具体如何考虑成本因素,这两个领域则存在差异:法院发布禁令时必须套用利益平衡方法(参见eBay案),而行政机关则有其他选择(参见Michigan v.EPA案)。应当将Michigan v.EPA案的处理方法适用于司法和行政两个领域中,这一分歧才能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