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口头叙事研究中的阐释冲突

我们可以把一个个人叙事表演看成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它建构了思维主体(thinking subject)和被叙述事件(the narrated event)(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之间以及思维主体和叙述事件(narrative event)(她"假定对一个受众有展现交际能力的责任"之间的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对民俗学者而言,我们将我们的阐释立足于其上的模式(patterns)能够被证明是植根于"原始"叙事的,但我们的目的是指明某些特征,或在叙事和更大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关联,这有时与叙事者的意图可能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阐释权威的问题更为突出。女性主义学者必须注意由我们的框架产生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义,或用新的方法对口头叙事进行语境化。通过将田野对象视为我们研究成果重要的首位观众,它将重构传统意义上信息的单向流动,即从信息提供者到学者再到学术界,同时也将有助于更为慎重地去商讨研究中的阐释权威问题。

“污名化”与残疾人及残疾人叙事研究--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舒曼教授访谈录

李向振：我们很荣幸能够与您进行这样的学术访谈。我们知道您近几年在残疾人叙事研究方面用力颇深,这次访谈我们想以残疾人叙事研究为主题,您看如何？舒曼：我也很高兴与你们进行这样一个学术交流。李向振：我们通过阅读您的著作,发现您的研究面十分广泛,您能否先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呢？舒曼：你们希望我对自己的个人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对么？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个人叙事,或称为口头叙事。我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关于年轻人叙事的,

卡特里娜飓风传说:有权犯错、幸存者对幸存者的故事讲述和疗伤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媒体传播的传说绝大多数将可怜的新奥尔良人描述成罪犯;报道有失实之处,却被人信以为真,因为它们劝阻了救援者,而讲述者被赋予犯错的权利。相比之下,幸存者的叙述将罪责归咎于政府精英们,将同是幸存者的人描述为英雄,但这种叙述却遭到媒体的排斥,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分化的叙述社区、叙述内容和叙事接受模式。这篇关于卡特里娜传说的研究论文先考察因对公信力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危害;衍生问题之一就是"大卫效应",借此将罪责归于最脆弱的幸存者身上。纠正的方法之一就是用局内人的叙述反击媒体传说,正如"在休斯顿幸存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Surviving Katrina and Rita in Houston,简称SKRH)这一项目所做的,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幸存者记录他们自身灾难经历的项目。SKRH运用"去框架化"和"厨房餐桌"等技巧、根据幸存者自己的个人和文化主张、记录他们自己的故事。幸存者的传说展示了媒体叙述中罕见的深度推理、同情和反省。SKRH的成功暗示着一种公共健康的新策略,它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那就是,对由灾难所造成的创伤最人性的和最有效的回应就是给幸存者必要的资金和支持,让他们记录自己的故事。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从集体叙事转向了个体叙事。通过个体叙事或个体经验来理解现实社会多样性的做法,为民俗学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互动式"叙事研究是关注个体叙事的重要视角,它强调从讲述者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上分析叙事的过程及意义。就具体学术实践来看,"互动式"叙事研究在关注个体叙事,尤其是"可得性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即"资格"和"移情"。"资格"主要谈论的是谁有权利讲述故事,而"移情"是对于"资格"主张的反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