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在微观实证研究中的作用——以城市和区域经济学为例

1.引言作为经济学者,我的专业领域是城市和区域经济学,近年来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关注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学术会议上和为期刊审稿的过程中,经常接触国内同行的论文。我从国内同行的实证研究中学到很多,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岀的关心现实问题、努力挖掘数据、强调因果识别、注重政策影响等特点,十分值得提倡和借鉴。

国际友好城市与中国出口贸易

作为正式协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加强了中外城市之间的信任和深层次交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器。本文从外贸高质量发展视角切入,基于2002—2015年287个中国城市与136个国家或地区的匹配对数据,考察了国际友好城市形成的“朋友圈”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间的出口贸易。研究发现:(1)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使得中国城市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10.0%和11.6%。(2)国际友好城市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多源于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3)除了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国际友好城市还从产品种类数和高技术行业所占比例等方面促进了出口扩展边际。(4)以非典和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事件冲击,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城市出口的风险抵抗能力。(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对非“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与地理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促进效应更明显。以上结果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国际友好城市的经济内涵以及探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视角

将国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这一"双重偏向型政策",嵌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包含私有和国有两类企业的产业内资源误置与贸易模型,分析表明:双重偏向型政策导致在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以及整体经济层面,都出现了资源误置,进而降低了一国的贸易利益。结合中国贸易发展实践的数值模拟显示:中国由此产生的来自贸易的生产率损失为5.67%—16.54%;在两国贸易对称和非对称框架下,中国来自贸易的福利损失为24%—40%和0.96%—1.35%。进一步的福利分解发现,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导致中国来自贸易福利的损失,主要源自于人均产出减少、贸易条件恶化与消费者可消费产品种类的下降。因此,贸易转型和改革必须同时纠正内外市场上同时存在的偏向型政策,才能达到消除经济中的资源误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最终提升贸易利益的目的。

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生存促进效应——兼议产业安全与外资市场准入

在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多角度评估FDI的影响是制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企业生存和产业安全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FDI进入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在利用国家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测度企业生存率的基础上,从企业生存的视角识别了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并对企业生存促进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进一步,从技术获得性、技术可控性和供应链安全视角检验了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1)通过激励东道国企业新设和减少现存企业死亡,FDI显著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生存率;(2)FDI在布局供应链时偏好本土民营企业,导致民营企业获得的生存促进效应更明显;(3)外资进入通过效率和竞争机制促进了东道国企业生存;(4)在受外资市场准入政策干预较少的行业,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生存促进效应更明显;(5)从技术获得性、技术可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视角看,FDI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东道国产业安全水平。本文的研究将为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供有力依据,也为纠偏"外资威胁论""外资无用论"等错误观点以及正确评估外资作用与价值提供理论证据。

可变需求与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

本文扩展了Redding和Weinstein(2016)提出的统一价格指数,构建可变需求框架下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模型,并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数据估算了中国和其他9个进口国的进口种类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在不变需求假设情形下,进口种类增长会带来正福利效应,相当于各国GDP的0.07%到3.36%。然而,当采用更贴合现实的可变需求框架时,福利效应约为各国GDP的-4.02%到6.21%。特别地,在可变需求情形下,中国进口种类福利相比不变需求情形增加了0.94%。此外,福利分解结果表明,可变需求会影响不同微观层面的进口种类福利效应。